2011-04-0323:59:25

    （续上）

    二是农村向贫困方向的滑落加快。

    正像学者们（费正清、徐中约等）所给出的意见那样，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晚清的农村生活已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民的生活并不比英国农民的处境差。

    尽管这个意见大致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否认，农村社会正在走向贫困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列强财富掠夺和商业侵袭导致中国整体上滑向贫困的趋势一致。

    在1900年以前，农村生活是缓慢地由比较富足走向不平衡状态，不少人贫穷了，少数人富裕了；而1900年以后，向贫困方向滑落的速度有所加快。

    导致加快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人口开始增加，人均土地减少，而生产效率只在少数地方提高。

    其二，大量民生洋货和机器动力的进口和使用，使传统手工业和人力运输业走向凋敝，手工业和运输业在华南、江南、华中地区对农民生活所起的帮补作用不再能维持。

    其三，因需要偿还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各种赔款，和中国为推行新政而增加的军事及工业、教育投资，使税赋普遍增加，最终大多由农民承担，而地租以主要流通货币铜钱交纳，晚清时铜钱对结算货币白银的快速贬值，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据费正清的估计，农民的负担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中，比1840年时“即使没有增加两倍，也增加了一倍”【7】。当然这笔账也可以算在帝国主义头上。

    其四，财富向城市集中的速度加快，特别是大土地拥有者和乡间士绅向城市的汇集，将原产生于农村且部分会惠及于农村的财富，抽离到了城市。

    【7】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11-04-0400:04:11

    （续上）

    三是土地关系发生了微妙却重要的变化。

    这一变化，是由于拥有土地可以出租的地主大量迁居城市引起的。

    那些居住在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不再像还在乡间那样，向租地者或佃农提供种籽和工具，也不在收获季节亲自监守，原来按收成比例收租的惯例被改变，开始采用固定数目的粮食或货币作为地租，仍旧留在乡下的地主也采用了这一方法。

    而地主们为了收入不被拖欠起见，采取了一种押租办法，即佃户要先缴一定的地租押金（类似于今天的房屋租用押金），在有些地方，这个押租相当于10年的地租【8】。

    这明显的有利可图现象，使地主从乡村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仅仅靠收取地租而生活的不劳而获者。

    同时，城市里的那些有钱人，也可以通过购买土地坐等收取地租。

    这两种现象，使佃农大量增加，在湖南有些地方佃农人口甚至达到了50％【9】。

    土地关系的改变，使农村开始成为向城市输送财富的地方。

    不幸的是，这一趋势，在此后的100年时间里一直在加强。

    也许有人会认为，每一个即将衰落的王朝，在其末期，都存在着由于土地大规模兼并，而导致农村民不聊生的情景出现。

    但现在的情况，却与以往的历史不再完全相同，主要的区别是发展中的城市成为吸取农村财富的主要力量，它将使乡间的社会结构发生不可逆的转化，并最终会破坏中国农业－士绅体系的结构平衡。

    【8】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9】这里指的是晚清时期的湖南浏阳。而在湖南省，佃农比例最高的是醴陵，佃农达到80％，还有15％是佃农或半自耕农。尽管这些数字有可能做了过高的估计，但的确表明，农民们陷入了麻烦之中。参见：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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