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400:40:05

    （3）下层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滋长

    毫无疑问，农民的困境、手工业者的困境和工人的困境，也是晚清社会的困境。

    只不过这种困境，并没有列为已经焦头烂额的清政府需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中，也没有引起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人士太多的关注。

    只有当工人们忍受不了工厂（场）主的盘剥，而以罢工的方式进行抗议时，革命者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1920年代）

    而对清政府来说，对人民困境的麻木不仁，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你不以造反的方式，将自己的不满和悲惨处境宣示出来，它根本不予理会，而当你站出来要求维护权益时，它又毫不犹豫地派出军队进行无情地镇压。

    这迫使人民只能采取自救的行动，其中参加秘密会社以相互救助，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方式。

    所以，在整个晚清时期，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三合会得以发展壮大，并且由于这些秘密会社只反满清、洋人和少数地方政府，而不反地主、富人，也从不骚扰百姓，使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不仅是失去生计的散兵游勇的一种可选择归属，也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可能选择之一，一些希望得到保护甚至想利用秘密会社的士绅、大土地拥有者和商人，也选择哥老会或三合会的兄弟们作为自己的兄弟，更有一些读书人因对现实心怀不满而加入哥老会的。

    由此，秘密会社，后来发展为三教九流共容一堂的民间势力。其中广西的天地会、山东及直隶的义和团，曾经在1898－1903年间对清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

    而更多的秘密会社，则是采取小而分散也相对独立的区域性骚乱，而形成对地方政府的压力，孙文、黄兴、唐才常的起义就经常利用他们。

    1930年代，那个拿着大刀闹革命的贺氏英雄，其父亲正是哥老会的首领之一。这使他在家乡贺长江领域，可以很方便地拉起一支队伍，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2011-04-0400:44:38

    （续上）

    一些研究表明，在秘密会社进行的众多骚乱中，鼓动者和领导者，包括各种成分的人员，既有手工业者、船夫、商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及和尚，也有士绅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和商人；反而农民、苦力、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和青少年是少数。

    学者杨庆堃对《大清历朝实录》中光绪至宣统年间，发生的约三分之一秘密会社骚乱领导者的分析表明，这些骚乱领导者，有57％是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或衙门差役【11】。

    或许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秘密会社在晚清的全面渗透能力，比革命党人还强一些。

    尽管革命党人所举行10次起义，被当作辛亥革命的前奏，而获得了一定的历史地位，但除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外，这些起义中的大多数革命党人，只是起一个推动者的作用，连黄兴这个起义专家，都不能完全控制由秘密会社参加的起义。

    而秘密会社自己所发动和组织的反满反洋起义,不仅数量要多（1896－1911年间全国发生的有记载的民众动乱有653次），而且规模也大。

    如被孙文认为与同盟会有关【12】的，1906－1907年发生在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曾迫使清政府调动了四省17500人的新军去平息。

    而同盟会会员，则是在东京知晓此次起义，同盟会员湖南人禹之谟、刘道一等，则是自动由东京回国参加义军，且对起义也没有起到实质性帮助。

    反而江西几个不知有同盟会的学生，企图网络知识分子和秘密会社成员，建立一个组织来支持起义【11】。

    【11】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79、577页。

    费正清在该书的相关注释中，列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翦伯赞编《义和团》，社科院山东分院历史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珀塞尔《拳民骚乱的北京研究》，谢诺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皮雷蒙《哥老会于1891年的排外事件》，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等。

    【12】孙文的原话是：“丙午（光绪32年，1906年）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也……而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元、胡瑛等竟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引自：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之《有志竟成》篇，中华书局，1985年，第292页。尽管孙文如实地将这次起义记为“会员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但还是有许多学者，将是次起义视作是同盟会的功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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