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723:13:16

    （续上）

    做了这样一番分析后，孙文便从美国搭船前往伦敦。

    他成功地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保证，止绝清廷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对他进入英国领土及殖民地（香港）的禁令，以便他自由回国。

    他还得到四国银行团主席的保证，在列强承认革命政府后，可进行贷款的谈判，但原希望得到100万英镑的贷款，却是落空；四国银团还表示了中立的立场，也答应孙文不带款给清政府。

    这是孙文的天真之处。

    他本应清楚，这些列强国家的银团，在他们没有判断清楚一个新兴民族共和制国家，是否可以确保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之前，是决不会给一个未知前途几何的革命者任何承诺的，那怕这个革命者，是诚心按照列强的政治理念。去复制一个欧洲的民族共和国家。

    孙文又去了一趟法国，受到法国人的欢迎，并拜见了法国总统。

    此后孙文经新加坡到香港，带着外交上的成果，两手空空、却踌躇满志地踏上阔别了16年的故土。

    孙文12月25日到达上海，受到集结在上海的独立各省代表和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

    孙文对期望他带着革命所迫切需要的大批经费的人们，豪情满怀地说：

    “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2011-04-0723:13:42

    （续上）

    从孙文得悉武昌新军起义，到归国期间，两个月多月时间内，他除了想争取英国支持和四国银行团主席的贷款保证外，他还想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

    但从他回国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驱除鞑虏”后，如何“恢复中华”和“平均地权”的问题，或许他认为，在此之前他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以及军政府建设策略，已经足以解决问题了。

    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只能表明他仅仅是一个革命者，或豪杰一类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拥有经邦纬世之雄才大略的人。

    这或许与他离开国土16年有关，也或许与他一直是一个革命的宣传家而不是实践者有关，又或许他对急遽而至的新军起义之成功导致的国内政治形势的错综复杂缺乏深入的理解有关。

    再者，可能与他长期是一个松散组织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成功的政党组织者有关。

    至于孙文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期间由于与陈炯明闹龌龊时，胡适批评孙文“以秘密结社的法子来组政党”这个因素【4】，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则无从考证。

    大概有些吧。

    【4】此语出自胡适于1922年8月14－12日写的《这一周》一文。参见：李敖著，孙文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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