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811:43:07

    （续上）

    或许有人会说，革命者基于一场不期而遇的起义，而实现了27年（从孙文1885“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开始）追求而不得的胜利后，难免会头脑不清。

    这算得上是一个可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像样理由。

    不过，问题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是，自始至终，孙文和他的追随着，对共和政体并没有一个明确和准确的理解，因而为共和国的绚丽前景，及欧洲、美国的社会繁荣所蒙蔽，而未能深入到共和思想的文明基础那里，去看个究竟。

    因此，基于对革命政府成立后可能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担忧，而将与寄生于皇权的袁世凯的合作，看作是避免内战及迫使清帝退位的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就像刚将一个少女从色狼的欺凌下解救了出来，却又委托一个更加好色的人来保护这个少女一样。

    少女的命运，便由于好心人的疏忽，而更加悲惨了。

    孙文就是这样一个好心人。

    2011-04-0811:44:15

    （续上）

    徐中约及其他学者，可能都意识到了一点，即孙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能推翻清室，坚守共和原则，他并不在乎是由他还是由袁世凯出任总统”【8】。

    这或许有一定道理。

    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孙文的理想主义是模糊不清的、浪漫的和缺乏思想基础的。

    比如，他看到了袁世凯强大的军事实力，却没有看出自己和保护革命也同样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直到1918年护法失败后才明白需要建立一个军政府；

    再比如，他醉心的三民主义，其内涵，是可以随着他的需要，而在1924年被重新解释的。

    实际上，在1912年1月，孙文应该建立的是一个军政府，而不是形式上的共和政体，即不应是李剑农所说的“宪法上的总统制和内阁制”。【9】

    【8】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9】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1-04-0811:46:48

    （续上）

    有趣的是，孙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抱怨说：

    “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实行革命方略以达到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孙文学说》）【10】

    如果孙文上述言辞确实的话，那么在孙文当选总统那天，电致袁世凯以安其心的“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的言辞，便也是确实了。

    只不过到底还是中国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即便在当仁不让的共和政体中，也要做出个谦谦君子的样子来。

    【10】转引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1-04-0811:49:27

    （续上）

    孙文电文如下：

    “北京袁总理鉴：

    “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任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心渴望。”【11】

    孙文以共和之象征“总统”一职之“临时”性质，来宽慰袁世凯之心，又岂知，总统一职，怎可私相授受？即使想学尧帝禅让之德，又岂可使其具有“临时”之性质？

    这一临时，将共和革命彻底“临时”了。

    直到后来，共和之政体，就再也没有能够在中国认真实施过，且直接导致中国陷入20年军阀混战的剧烈社会动荡。岂不哀哉！

    帝制是被打破了，但共和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这不仅仅是孙文的责任。

    【11】引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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