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822:39:02

    （续上）

    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较量中，革命党人输人输城，袁世凯以其精确的算计，擭取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有四。

    第一，早在12月底，孙文、黄兴和其他革命党人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袁世凯是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干涉的惟一希望。

    此共识尽管是一个务实意见，也表明革命者的无私，但将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忽视了，或者说并没有以实施革命纲领为原则，来准确理解推翻满清后要面对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此原因直接导致了下述第三、第四个问题产生。

    第二，孙文和集结在南京的共和派，在武昌起义后，将主要目标放在清帝退位事宜上，而在南北和谈中，对袁世凯采取了绥靖主义的立场，且对袁世凯投机性的政客行为，还是做了低估，也缺乏明确的前后一致的应对策略。

    第三，在南北和谈期间，没有充分利用革命所得到的广泛支持和有利形势，去扩大和组织革命者同盟，比如形成南京政府与城市士绅、绅商、支持革命的独立知识分子，以及学生的广泛革命同盟（按：或许著者寡陋，未见有史料记载南京政府从事的这方面的工作），以扩大国民政府的民权基础，甚至瓦解和动摇旧军队的工作，都没有主动去开展，这使一无强大军事力量支持、二无广泛民众基础（按：广泛的革命情绪不等于可自动转化为对革命的政治支持行动）的国民政府，处于较软弱无力的位置。

    第四，对外国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列强支持革命政府、保持中国统一的愿望，本身就违背了革命者追求的、驱除帝国主义的第二项民族主义目标。

    2011-04-0822:39:56

    （续上）

    以上四条，便是史家公认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缘由。

    实际上，这一不彻底性，在武昌起义时，就已经存在于吴兆麟等起义领导者之中。

    同样是出于尽快安定社会的考量，武昌起义军寻找了黎元洪来做稳定的筹码，结果是促成了主张维新立宪的上层社会的联合，汤化龙等省内立宪派首领便构成了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要力量。

    湖南的谭廷闿充当的也是同样的角色，焦达峰这些革命者，便成为湖南上层社会联合的牺牲品。

    孙文归国后，所面对的南京各省代表，也是以各省上层社会中的维新立宪力量为主的一种联合，他们是1895年以来，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外，中国维新立宪的主要代表。

    当1912年2月14日南京的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的设立地点时，结果是20票对8票的多数同意设在北京（这正是袁世凯希望的）；

    对此气愤的孙文，立即依法谘议参议院复议，复议后才以19票对7票多数改决临时政府设立南京。

    这表明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外，孙文实是以少数人之力，来同晚清立宪派和袁世凯周旋。

    这与孙文27年革命生涯中，始终脱离民众的支持相承一脉。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最新章节就到艾克小说网【www.ik555.net】 手机版【m.ik555.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