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114:42:49

    (续上)

    在这一意义上说，周锡瑞的观点就不无道理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非由于它没有实现革命党所期望的民主共和理想。理想和实践的分裂，社会准则和革命成效的互不连续，肯定是挫折失败和灰心情绪的原因。但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弱点，导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在清王朝统治下，种种制度曾经起了维护社会统一和安定的作用。西方化废除了这种种制度，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受到削弱。作为上流阶层进身基础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中国抛弃了遍及全国的设施，但那个设施至少保留了一种神话，这就是：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取得智力成就的基础上，用公开的办法招募选拔出来的。对比起来，取代旧式科举制度的学费高的城市学堂和外国式的培养训练，明显地有利于城市和富人。清朝覆亡之后，父母亡故，子嗣必须立刻回乡服丧丁忧的礼仪制度，日益被人们忘却，这样，政府官吏失去了一个和其原籍社会接触联系的重要机会。中央政府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它对外国列强的依顺听从，经常超过对中国人民的考虑关注。”【4】

    【4】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1114:43:54

    （续上）

    很多学者往往只关注历史事件本身的前后因果问题，而没有去深究因果关系背后的力量和社会设施的重要性，而周锡瑞注意到了。

    任何关注到这一问题的人，都会认为，就辛亥革命来说，它不仅仅是东方的一场革命而已，它更是东方历史自身的一种演变，尽管这一演变由西方的入侵导致，但演变过程却是西方无法主导的，它有自己的推动力量和智慧。

    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能明白，一个集权的国家是如何在市场的力量、人民向往自由的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的。

    换个角度来看，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也绝对不会向大多数学者假定的那样，永远将自己封闭在东亚平原上。

    而辛亥革命所揭示的，正是这个假定的荒谬性。

    孙文和追随他的革命者，尽管满脑子的共和，但也是满脑子的中国士子传统，因为社会的安定与和平，远比共和原则重要。

    匡扶社稷，救黎民于水火的士子传统，根植于中国士子的灵魂深处。

    就单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坚决地说，不管有没有西方的入侵，1800年后的社会状况，即决定了它会很快走向改朝换代的另一个阶段，西方的入侵只是加剧了这一进程而已。

    而当改朝换代的局面出现时，中国的士子一样会毫不犹豫地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除非可以假定，中国人永远无法走出东亚平原。

    2011-04-1114:45:05

    （续上）

    就已经发生的近代历史事件来看，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表现为高度的前后一致性：旧秩序的毁灭与新秩序的诞生，亦即帝制的倾覆和新国体的萌生，是始终按照中国文明的历史逻辑进行的。

    只不过西方的入侵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快速发展而已。

    正是这个基于士子传统的历史逻辑，使康有为以上书的方式，向当局阐明自己的主张，使孙文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也使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革命者、改良者、反革命者，均站到了清室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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