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601:10:21

    （续上）

    尽管经历了晚清的资政院选举（1910年）和省谘议局选举（1909年），但由于立宪派等不及清廷用9年时间去为正式开国会做准备，因而与革命派联合推翻了清政府。

    但当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组建议院开国会时，却没有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总结或改善晚清选举中暴露出来的民权不具的问题。

    他们从南京争吵到北京，骂完皇帝骂太后，还是相信只要国会一开，中国的内忧外患和富国强兵问题，就都可以顺利解决了。

    因此，当真的要举办2年前还梦寐以求的议院选举时，才发现老百姓还是2年前的老百姓，唯一的不同是辫子剪了，知道中国在搞共和了，少数母亲甚至知道，可以不必再给7岁的女儿裹脚了。

    2011-04-1601:12:57

    （续上）

    袁世凯对选举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便利和保障，因为只有开了国会，他才能将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两个字去掉。

    孙文和黄兴忙着建设那20万英里的铁路去了，对选举只是关注着，偶尔孙文还不忘记提醒各路政党分子，要注重道德情操。

    共和党领袖、德高望重的旧立宪派领袖张骞，也像孙文和黄兴那样没有参加选举，将精力放在实业和地方自治上。

    黎元洪稳坐着副总统和共和党理事长两把交椅，少不了台底下去弄些经费，帮助那些支持自己的人去收买选举人的选票。

    康有为则因为曾经作为保皇党的领袖而仍不为共和国所容，不得不在海外漂泊，或许是看淡了那些缠绕他大半生的宪政了吧，他在这年的一篇文章中，后悔着当年奏请皇上易服一事。

    他的感慨是：人有时感情用事，设想不能周到。【14】

    【14】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1601:16:21

    （续上）

    梁启超则利用自己的写作天份，在自办的《庸言》杂志上发表几篇论述开明**好处的文章，也利用各种机会为参加选举的旧立宪派人物打打气。

    他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活动，是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报告，误认为旧立宪派共和党（250席）、统一党（50席）、民主党（30席）三党合计得了330个参议院议席，击败了国民党。

    高兴之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真相还不明之前，他选择成为一个共和党党员，以便有机会在开国会时去做参议院的“大党”领袖。

    这个决定只所以说是错误的，是因为，梁启超这样做，使铁心支持他，希望他做领袖的民主党尴尬万分。

    汤化龙的民主党只有发表告党员书，澄清梁启超只是民主党一些人的好朋友。

    离开了老师的教诲，梁启超也感情用事了一回。

    2011-04-1601:20:15

    （续上）

    如朱宗震所说，上述这些现象表明，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流的政治领袖全部退到了选举的幕后，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他们参加投票的记录。只有二三流的政客，才跑到选举的前线去打拼。”【15】当然，这话并不适宜于可称为一流政治领袖的宋教仁和汤化龙。

    张朋园评价说，国民党的宋教仁，民主党的汤化龙，这两位民主政治的先驱，在国会选举期间曾四处活动及发表演说，增加了选举的声色，并因此引起国民党与民主党的选举冲突。我们将张朋园引述过的一则报导（1913年1月27日《时报》）抄录在这里，以了解中华民族共和制历史上，第一次选举的一些实情：

    直隶沧州第四区国会复选之前一日，国民党因强迫投票（强令他党投本党票——原注），硬将民主党李宝书、赵熙两人捉去，前呼后拥数十人，有三人持鎗威吓，种种强迫卑劣手段，令人发指。沧州知事徐君树廷以投票须选举自由，何得强迫从事，持鎗捉人，扰乱治安？当即前往南门国民党事务所与之严重交涉，始将李、赵放出，然仍扣住李、赵二人证书，闻民主党已提诉讼云。

    由这一报导可知国民党为选举下了不少准备的功夫，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也着实不小。当然不能因这个不利于国民党的例子就此判断国民党选举的不干净，实际上各个政党无不为乱中求胜，无所不用其极。买票、贿票、多头票、做假票不一而举，晚清省谘议局选举中能用的方法都给用上了，这些方法在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民国第二次选举）中还得到了发扬光大。【16】

    【15】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

    【16】张朋园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2011-04-1601:23:57

    （续上）

    这次参众两院选举，与晚清的省谘议局选举方式基本相同，分为初选和复选两个阶段。

    初选以县为单位，由选举人投票选出本选区定额议员候选人，再通过候选人互选产生代表本省的众议院议员。

    因而上述报导中有复选一说。至于知事知道“投票须选举自由”这一基本知识，则反映了西方式选举已经开始走出知识者阶层。

    这当然不能被理解为多搞几次选举，中国人就会像西方人那样具有民权意识了。

    学者诸公总是忘记的是，早在古希腊时期之前，雅利安人及其后裔们就已经知道用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而中国人则根本不用去投票，只需凭借自己的优秀才智，就可以经由科举或孝廉去施展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是由投票来决定国家大事好呢，还是在才智带领下来处理国家大事好呢？

    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曾经在欧洲接受教育，却坚持要重视中国传统的著名儒者辜鸿铭，曾经借用歌德正直与机智（歌德原语为“dasRcehtunddieSchicklichkeit”）观念说道：

    “正直与机智（dasRcehtunddieSchicklichkeit）是好公民的要素，正是孔夫子给中国人的；这种机智，尤其是中国文明的要素。”【17】

    【17】转引自：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1601:26:03

    （续上）

    连我们都不知道该相信卢梭还是相信歌德了，正像我们难以搞清楚欧洲的君主制与中国的帝制，到底有什么区别一样。

    我们只知道欧洲强大之后，因为掌握社会财富的新商业贵族，想要分享社会权利，而导致了了欧洲君主制的衰亡。

    共和初期的中国人，却偏偏认为是共和制促成了欧洲的强大。

    搞不清这些问题，甚至弄错了问题都没有关系，只要本着正直和机智的精神规规矩矩做事就可以了，却偏偏要学人家的政治竞争方法——选举，结果是东施效颦西施，非要那些不善于打架的人去为几张选票大打出手（今天的台湾政党为了选票有时还会大打出手），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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