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700:43:29
（续上）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普遍认为宋死于袁世凯、赵秉钧的阴谋。
此后，所有卷入此案的人，不是被暗杀，便是被毒死。赵秉钧即在1914年2月17日，被神秘毒死。
宋教仁的被杀害，不仅使袁世凯陷入被猜疑的窘境之中，也是本来很有前途的议会共和制遭受重创，从此再也没有在中国大陆能恢复它能给中国以清明政治的那种希望了。
而为此要承担责任的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深谙秘密交易、收买、恐吓、暗杀之道。
宋教仁曾经是袁世凯的收买对象，据李剑农记载：“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22】。
不愿被收买，就被袁世凯视为政治上的敌人。而袁世凯对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人，最为嫉恨，因为这些人绝不可能成为他的私党而受他利用。
这一点，曾于1913年在汉口担任《民国日报》编辑的李剑农，认识应是非常清楚的。
他说，袁世凯“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23】
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不仅通过加害宋教仁，而事实上毁坏了共和政体最重要构成的国会的健康，也将他的贪诈，在其羽翼之下成为北洋军阀们效法的榜样。
而在费正清看来，暗杀宋教仁，还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袁世凯原则，即“执政者高于法律”，这一原则也同时成为一种战术，即“要最有效地阻遏反对派运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灭它的领导人物”。
尽管这一战术并不是袁世凯的发明，但在革命兴起后的中国，此战术成为互为对立的双方，频繁使用，以削弱对方力量的一种有效方法。
【22】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1-04-1700:45:54
（续上）
杀害宋教仁后，袁世凯又不顾国会的反对，而决定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与日本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作抵押，借款2500万英镑，以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状况，特别是要供养大部分归他节制的军队和各省军事。
而这时的海关收入，则由于革命爆发和各省独立，被海关外国雇员直接汇入列强的帐户了，因为这些海关关税，早已作为辛丑赔款的抵押。
孙文和黄兴敦促国会否决袁的借款案。
但袁世凯政府的代总理段祺瑞，却用兵包围了国会会场，宣称“事已至此，无须再言。”
当国民党籍议员提出弹劾政府时，袁世凯便对革命党人下手了，他立即罢免了江西、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籍都督，并集结军队准备南下，收拾给他难堪的国民党。
而此时，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一如既往地支持袁世凯，议院中的国民党人也表现得较为容忍。
这等于给了袁世凯张扬跋扈破坏共和政体的默许。
2011-04-1700:50:50
（续上）
这时的孙文和部分共和革命党人，已经忍无可忍。
于是决定将袁世凯作为欲革其命的对象。
尽管黄兴、汪精卫、蔡元培等，起初认为，应以法律而不是武力的手段解决与袁氏的争端。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1882－1946年），在袁世凯已经派兵向九江进发的无奈情况下，宣布独立。
此后1个月内，江苏、安徽（陈独秀任军政府秘书长，因支持二次革命而被迫逃亡日本）、广东、福建、湖南与四川6省相继宣布独立。
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二次革命”开始。
由于独立各省内部，始终存在着地方军事首领与国民党籍行政首长之间的分歧或制肘，加上这又是一次没有发动民众参与的“革命”，两个月内，袁世凯的军队便轻松地击溃了起义的7省军队。
二次革命失败了。
孙文、黄兴又一次逃亡日本。
袁世凯通过其军事和警察机构，大肆搜捕与二次革命有关的人员。
在一年多的屠杀中，一些无辜者也因莫名其妙的牵连而罹难。
鲁迅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就用的是二次革命者的鲜血（可惜革命党人不能同心协力的痨症却是难以医治了）。
二次革命，再次将主张民权共和的孙文，与主张开明**共和的梁启超区别了开来；
也将前往镇压南方各省的袁世凯的将军们，留在了长江领域：
汤芗铭（1885－1975年）督湘，
段祺瑞督皖，
李纯（1874－1920年）督赣，
冯国璋督苏，张勋（1854－1923年）为长江巡阅使。
这些日后的军阀，因二次革命，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
2011-04-1700:52:07
（续上）
二次革命的失败，同时也是一次革命的失败。
因为它标志着辛亥革命后创建的议会制共和，在与武力为后盾的集权**——下层士子的激烈革命与军绅之徒的权力追逐——的较量中，走向了失败。
宋教仁的遗问：中国是不是共和政体？也就此成了历史疑问。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最新章节就到艾克小说网【www.ik555.net】 手机版【m.ik555.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