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000:00:59

    （续上）

    而杨度则遭全国唾骂，湘潭老家人骂其为汉奸，先前知交梁启超骂他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但杨度本人却有勇气活下来，还于1929年在**人最为困难的时期，勇敢地加入了**。杨度在挽袁氏联中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不愧为王闿运的弟子，寥寥几语，告知已入九泉的袁世凯，不是我杨度误你，是你太笨！

    而在这场闹剧中，梁启超算是后期有了清醒，孙文也就此认识到了革命与军事之间的关系，而本对帝制还稍有怀旧情绪的百姓，也知皇帝已是秋之落叶，只有零落为泥的份了。

    但张勋却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似的，居然于1917年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将12岁的退位皇帝溥仪，拉出来重新登基。

    这溥仪到底少不更事，做了短短12天（7月1－12日）皇帝后，再次退位。

    这次复辟事件，损失大的是康有为，从此他便被贴上了一个反对共和的标签，连他的变法改制思想，也一起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

    2011-04-2000:01:53

    （续上）

    所以，可见称帝一事，也不能全怪袁世凯。这样说的原因有二。

    一是反对帝制的人毕竟局限于上层社会的少数人和年轻的革命党人，而且在反对的理由中，对理想的憧憬多于理性的判断；而普通百姓对帝制的存续与否并不关心，甚至还没有习惯没有皇帝的日子。

    二是社会及国体转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仅凭借对共和的理想和高喊共和的口号，是不能完成由帝制向共和国体转型的，也不是成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有了将当议员视为当官的议员（老百姓骂他们为八百罗汉）就是共和了。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让读者明白，欧洲社会自希腊以来的城邦共和制传统，建立在其单一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而美国的共和，则是在缺少贵族的社会中，以平民自治为基础的共和，这两种类型的共和政体所根由的社会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至少在1912－1916年时，中国还不具备由帝制国家向共和制国家转型的社会条件。

    此外，袁世凯那一代人本身也有一个转型问题。

    袁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是一个基于北洋军事实力的善变的政客，当一个没有国会制约权力的总统，或许在袁世凯看来，与做一个皇帝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他的问题是没有看清这样的大势：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共和主义者，可以容忍他做一个独裁的总统，但决不会同意他做一个立宪的君主。

    2011-04-2000:08:00

    （续上）

    有关这个问题，或许也如李剑农所说，袁世凯算不上沉得住气之人。

    既然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已经许可了总统的终身制，加继承人制，要那皇帝的称号，和一顶皇冠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应该自为周文王，让袁克定去作武王。无奈袁氏的忍耐能力，到底不及曹孟德，要自己爬到‘炉火之上’去，给蔡锷一个立功成名的机会。”【12】

    袁世凯那套政治算计之策，对付清室的孤儿寡母有用，对付写文章倡立宪的旧立宪派有用，对付有党无军的旧革命党人有用，但要用来对付职业军人加共和革命者蔡锷就显得无用了。

    【11】袁世凯一天皇帝也没有做成。但国人却有意或无意地认为袁世凯做过皇帝。——他只是要做皇帝，却没有做成而已。

    【12】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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