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417:35:03

    （续上）

    在理解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各类事件时，总是有着这样的一些矛盾的意见存在。

    这实际上正是孙文发起的民权共和革命本身的问题。

    孙文共和革命的思想基础，是议会制度和民权思想。

    不过，孙文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美式共和与英式共和之间的不同。

    这是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两种主要形式。美国式民主共和制，以平等民权思想为基础，英国式君主立宪共和制，以与民分权思想为基础。

    这两种议会制度都有西方自己深远的历史传统。

    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可上溯到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共和制；而美国的议会制度，是缺少贵族参与的希腊城邦共和制的变体，因为美国在设计自己的议会制度时，事实根本不存在英国那样的世袭贵族。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美国的两院制度，与英国的两院制度，不管是形式上还是两院权力的划分上，基本上一致。

    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致性，就是最初的两院代表的构成者，都是各自社会的上层人物，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在议员中的比例，并不像后来那样多，即使后来，也不会有超过一半的比例，在英国这一比例更低，不会超过2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权思想在美国和英国都是不断扩展的，比如英国在1832年的下议院改革法案中，将选民的资格扩大到财产约10英镑的中产阶级身上；即使如此，2200－2500万左右的英国人中，合资格的选民也只有全部人口的3％左右，即81万人左右。

    这一比例与民国政府选举法规定的具有选举权的中国选民的比例4－6％相比还要低。

    而1909年产生清政府省谘议局的选民比例约1％左右【2】。

    问题不在于选民比例的大小，而在于选民是如何行使选举权的。

    【2】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4-2417:37:08

    （续上）

    民国初期，甚至如何选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选出的代表是什么人。

    由各省推介的第一届参议员中，几乎都来源于三类人：有社会身份的旧立宪派士绅或绅商、共和革命党人、军绅类型的军界领袖。

    这三部分参议员，恰恰代表着前面所说的参与民国初期政治纷争的三个派别。

    问题是，英国和美国的选民，都经历过民权思想的熏陶，而中国的选民，却是第一遭来行使在此之前自己还根本不知道的社会权利——不是不知道，而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即便那些议员，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权利来源于哪里。

    所以，建立共和政体，不是有一个参议院存在就行了。

    这或许是孙文、梁启超、袁世凯各自对国会能够行使什么权力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

    2011-04-2417:39:37

    （续上）

    但共和革命在1911－1912年的胜利，的确造就了一个成功的神话，那就是它帮助这三派力量联合起来，推翻了满清统治和帝制国体。

    因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人，在民国初期，是不便对共和国体采取反对态度的。

    而在袁世凯欲行个人专断权干扰国会运作时，军事力量的存在，压倒了民权思想的脆弱影响，或者说，在民权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时，参议院议员们，将因缺乏明确的权力基础，而失去自己的权力。

    结果是，不管是梁启超还是孙文，都不得不对袁世凯退让，而任由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追求权力和实施自己的国家重建计划。

    这不是在为袁世凯称帝张目，而是企图依据事实，对共和革命造成的社会混乱的原因，进行理解。

    2011-04-2417:42:45

    （续上）

    所以，共和革命尽管为帝制推翻后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共和国体建构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至少，这个方案没有考虑议会制度的权力基础的合法性问题；或者说，革命者及其赞同者，并不清楚如何去建立这样的权力基础。

    因为诉诸民权的共和革命，实际上只是下层士子的一厢情愿，尽管革命本身得到了立宪派上层士绅短暂的支持，但两者都不明白的是，推翻了满清皇权这样的伟大业绩，并不能自动赋予革命者去建立共和政体的权力。

    如果是这样，那与帝制时期的改朝换代逻辑并没有什么两样。

    袁世凯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做皇帝的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但革命者对政治权力并没有太多的追求，追求的是如何能够实现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国家的理想。

    因此，当面临来自袁世凯的政治压力时，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便放弃了为共和政体建立权力基础的任何尝试，甚至不惜以地方独立的方式来进行对抗。

    结果是，让梁启超一派的人，也深陷对共和政体的失望和迷茫之中。

    这既是革命者走向失败的原因，也是袁世凯走向最后失败的原因。

    由于梁启超一派代表着中国传统中的士绅阶层，因此便如这个阶层的处境一样，最后陷于政治上的瓦解，也失败了。

    2011-04-2417:47:53

    （续上）

    如果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列强侵蚀、太平天国破坏性影响、工商业力量和城市处于崛起之中、士绅阶层陷入分化、地方独立倾向在加强、西方思想越来越盛、程朱理学式微而经世之学正在复兴等重大变化来看，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被瓦解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就像三次帝制复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并不会为中国人再接受一样，传统的社会结构要想继续维持，也是不可能的。

    但新社会秩序（结构）的重建过程，必然是新力量与旧秩序残余力量的博弈过程。

    在博弈过程中，旧秩序残余力量的释放，必然又是破坏性的。

    而这种破坏性，体现为12年的军阀混战、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抗侵略战争、3年内战和30年社会重建中的大规模社会动乱。

    惟有释放旧秩序的残余力量，才能实现古老国度的重生。

    为了理解新力量和旧秩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助对如下五个方面问题的分析，来为理解中国的重生过程，提供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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