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522:37:25

    4、城市与乡村问题

    截至1914年的各类社会现象表明，欧洲入侵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与欧洲中世纪之后城市和商业力量的崛起密切相关。

    如果不是欧洲人围绕着通商口岸，将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商业力量，以一种优越的姿态，肆无忌惮地构成对中国社会和国家主权的挑战的话，仅仅是战争的失败，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非要进行一场革命不可。

    2011-04-2522:39:34

    （续上）

    前已述及，传统社会中，中国城市的功能主要是政治性的，同时也是货物集散地和手工业中心。

    1919年时，全国约有176座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1917年外国在中国享受之外法权的通商口岸达到92个，占5万人口以上城市的52％。

    外国居民和商号，几乎全都分布在这些通商城市中。1

    911年时，英美法德俄日六国在华商号约2863间，外国居（侨）民约15.8万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人员约2000人，外交人员约500人，传教士约9100人，军事人员约2.6万人。

    这些数据应大大低于实际在华的外国侨民数量，如日本政府报道的1914年在华日本侨民为121956人。

    正是这些在中国城市生活的外国人，用极为奢侈和傲慢的方式，将中国因战争失败而蒙受的痛苦，示威性地天天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

    2011-04-2522:41:34

    （续上）

    我们以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描述的，30292名上海外国侨民的生活为例，来感受一下外国人在华的幸福生活：

    “有钱的外侨，带着妻子，乘坐敞蓬马车，上午在曲折的静安寺大道上来回漫游。在这条大道上，有大花园和网球场的大班（商号老板）别墅，是消磨英国漫长午茶的好地方。众多廉价的侍者，使得一些宴会和招待会，比英美烟草公司的食堂……更为奢华大方。这反映了外国式的上海，是一个英国人的“城市”——汤、鱼、带骨的肉、开胃的菜肴、甜点心，然后是咖啡，再给男士们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桥牌时，连续送上威士忌和苏打水，在餐后可以消磨好几个钟头。……宁波路上的卡尔登咖啡馆和餐厅……，为身着盛装的外国人提供精美的食品和音乐，“但是到了10点钟,男女共同参加的宴会结束,只有男士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10点钟直至次晨破晓，美、英、法，也许还有德、俄、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同国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苏州路阴森的灰色石库门房子中放荡地出出进进,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良第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上海为外国人在华生活的榜样,建立了外国在华势力租界的模式。”【4】

    【4】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4-2522:43:47

    （续上）

    外国人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上海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城市更加成为乡村生活的哈哈镜，将贫穷、落后、破败、愚昧、邋遢、死气沉沉等等一切能找来证明城市富有、先进、进步、智慧、整洁、生机勃勃的景象，给映照得像**的80岁老妇人。

    这实际上不仅是来自外国的蓝眼睛，愿意看到的中国景象，也是刚剪了辫子、抹着发油、手拿礼帽、穿着西服、领带打不正的假洋鬼子们，眼中的社会景象。

    但这个景象，在一度畜发留辫的普通人看来，则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他们并没有想过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妥，也很少去考虑改变这样的状态，因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的。

    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没有战乱一类的外界因素来打扰他们，如果能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一家人不用为温饱和冷暖去发愁，就已经很幸福了。

    这的确如后世学者们所认定的那样，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假如不是因为欧洲人的到来和城市的兴起，将他们的生活贬得一无是处之后，还想利用他们的善良，来满足自己贪欲的话，有谁有资格去指责这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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