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522:45:32

    （续上）

    1911年帝制被推翻后，长期为他们的劳作提供尊严的以农为本思想，被批评为一种落后的主义，“重农”这两个字，被要求要承担战争失败和全部历史的责任。

    而提出这种要求和赞同这种意见的人，是那些刚刚离开家门不久的年轻人（1880年以后出生的人）。

    他们用一家人来自土地的全部产出，去城市或者日本读了几年书，便认为自己是比仍然在乡间生活的兄弟姐妹要“文明”的人了，因此，有责任要去解放他们，给他们以新的生活方式，以便使他们离开土地，投入到让习惯种地的人茫然的城市商业社会。

    2011-04-2522:48:18

    （续上）

    这种逻辑和认识是如此地具有魔力，以至于种地和乡村，成了落后和愚昧的同义词。

    不仅富有人家的老爷们，开始将居住在城市，看作是一种荣誉和身份的象征，大批的年轻人也开始离开乡村，到城市去寻找新生活的梦想。

    这样，在革命以后的那些年代里，自鸦片战争后缓慢开始的乡村生活的解体进程，呈现了加剧化的趋势：财富和人才由乡村向城市聚集。

    这导致了两种倾向的出现。

    一种倾向，是乡村社会失去了维持秩序的乡间士绅的领导和发展能力，维持乡村社会与上层社会联系的纽带开始断裂，特别是土地押租制的出现，破坏了乡村自治固有的传统。

    另一种倾向，是随着工场、工厂、商行、银行、外国租界等在城市的出现和兴起，农民子弟开始进入城市成为学徒、苦役及仆役、手工业工人、机器工业工人或流浪者，使传统的城市功能，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中，工商业力量蓬勃发展，社会上层开始聚集于城市，而城市的平民队伍也迅速扩大，加上充满活力的新式学校的学生们的喧闹，城市开始按照欧洲的模式快速发展。

    因此，城市成为了新思想传播的温床，也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地。

    2011-04-2522:50:14

    （续上）

    但中国城市的这种发展，带着某些显而易见的畸形问题。

    一是几乎所有的被作为新事物的东西，都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外部，因而其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性，要大于建设性；

    二是主导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力量，带有普遍的非理性特征，因而功利主义而不是道德主义，占了上风，来自欧洲文化的强烈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削弱着中国传统的利他主义对社会秩序的匡扶作用；

    三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现了微妙的心理对抗，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为一种难以弥合的相互敌视情绪，为各种非理性力量破坏社会整合，提供了动机和动力——比如上层社会信义精神开始丧失。

    2011-04-2522:53:33

    5、中国与列强问题

    正当中国社会开始由革命而陷入分裂之际，1914年开始的欧洲战争，使列强对中国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

    原来欲控制中国的殖民主义企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彻底破产。

    1921年11月－1922年2月，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案。

    这一方案涉及中国的内容主要有三项。

    第一，原先英日为防止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发生冲突的英日同盟废止；

    第二，日本同意从山东撤军，同时撤出东北亚，即日本为答谢美英承认它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权，而将其在亚洲大陆上除朝鲜以外的势力区，缩小到1905年的状态；

    第三，与会9国宣布，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并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除继续研讨在华关税问题和治外法权外，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

    因此，日本撤出了山东，英国归还了威海卫，1926年的关说会议，确认中国1929年关税自治。但治外法权问题却拖延没有解决。

    这或许与中国当时缺少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政府有关，但根本的是列强将他们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看得比中国主权还重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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