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522:55:39

    （续上）

    在曾引起五四运动的1919年的巴黎和会之后，列强以华盛顿会议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实际上着眼点在于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之名，阻止革命后的俄国对中国的影响。

    而这时的俄国，已经在开始向中国输出它的革命了，不仅对中国**的成立，给予了极大的影响和支持，而且也通过资金援助和政治指导，向孙文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同样的，俄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支持中国的革命，也是为了控制中国革命的发展，向着有利于其在华利益的方向进行。

    革命后的俄国，并没有因为采取了以民众为其权力基础的政治原则，而将中国革命看作是它所理解的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而更多地是着眼于利用中国革命作为其抗衡欧美社会的未来保障。

    不幸中国再一次被列强所利用。

    只不过，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列强世界，被分为信守资本主义传统的欧美国家，和反对这一传统的苏维埃共和国，两种类型。

    2011-04-2522:57:57

    （续上）

    从世界文明在近代的演变来看，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标志着正在日益发展的欧洲化国家，对传统欧洲的挑战。

    这一挑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为日本对除德国之外的欧美的挑战。

    而这种挑战是必然的。

    因为欧洲文明的杀戮、掠夺和排他性质，决定了不管是欧洲国家还是欧洲化国家，都不可能不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厮杀。

    不幸的是，在它们进行这种厮杀的时候，往往要利用中国来作为力量平衡的筹码。

    而幸运的是，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避免了成为它们那样的国家。

    这尽管不是中国主观上予以选择的结果，但客观上，中国文明和传统，为中国顽强地抵御来自欧洲国家或欧洲化国家的侵略，提供了恒久的动力。

    2011-04-2522:59:32

    （续上）

    从这一被长期被忽视的角度，来看待辛亥革命后中国与列强的关系，这样一个判断便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民权共和派借用了多少西方的社会思想和理念，它本质上并不会将中国导向彻底欧洲化的方向，即中国国体的近代转型，是在世界文明整体被欧洲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受欧洲文明的影响自是不可避免。

    但无论这个影响多么巨大，都不可能对中国文明中属于中国的那些宝贵的传统有太多改变——或许我们会因为焦虑而迷失方向，会因为痛苦而自相厮杀，会因为一时的背离传统而自取其乱。

    2011-04-2523:00:55

    6、传统与新生问题

    如果说南北问题，是一个欧洲影响由南而北、且中国人的反应也是由南而北的话，代际问题表明的，是这个影响所引起的中国人对欧洲文明认识的拓展。

    这个拓展，恰恰与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各种新力量向城市汇聚的变化相一致。

    2011-04-2523:03:07

    （续上）

    1865年以前出生的那代人，经历和主导了以军事工业和军事改革为主旨的自强运动，不仅促使工商业力量在中国兴起和发展，也复活了强兵目标所需要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的复活，既与抵御外侮中民族主义的发展相关，也与儒家经世之学的复兴相关。

    但尚武精神的复活，所具有的破坏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军阀混战和割据，是尚武精神复活后所蕴涵的野性力量的初次释放。

    可惜的是，尚武精神，并没有成为孙文这些先期革命者的一种力量，即便那个“中国革命的拿破仑”黄兴，也只以知行合一为自律要求，而放弃了以革命之师（约5万人）挥军北上震慑袁世凯的机会。

    革命者尚武精神的觉醒，是在军阀混战过程中才出现的。

    遗憾的是，这一精神为缺乏文明复兴使命感的蒋中正所利用，既不能败日本于全民抗战之中，便不能在国内战争中，取胜于已经觉醒的民众所汇聚的战争能量。

    2011-04-2523:04:23

    （续上）

    1866－1879年出生的这一代，除少数成为革命先行者（如孙文、蔡元培、黄兴、孙武等）外，大多数以致力于变法和帝制改良或君主宪政社会运动，作为拯救中国的主要方法。

    他们看到了欧洲文明的形式上的合理性，而未认识到，欧洲君主制和中国帝制的本质不同，也未认识到，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蕴涵的巨大政治风险（国家分裂的危机）。

    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为年轻一代的崛起开辟了民族主义的方向，也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彰显了满清的无能。

    同时，汉民族社会的新政精英们，因预备立宪而结成了同盟，形成了制约帝制的广泛社会基础，也通过强学风暴，开启了新生代的心智，将分散于乡村中的社会精英力量，吸引到了正在兴起的城市。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开始肩负起培育“新民”的社会责任，并使读书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得以传承和发扬。

    这代人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不成功的变法、效果不彰的新政，以及革命后对共和政体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他们的一些卓越思想，由于倾向于从中国文明和中国立场出发，谋求借鉴西方文明的立宪形式，来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自新，而不为正在成长的更年轻一代所接受，反而激起年轻一代对西方文明更加激进的态度。

    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一直不为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认可的原因。

    2011-04-2523:06:10

    （续上）

    1880年以后的一代，成长于甲午战争、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先期革命党人造反的时代。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正在兴起，腐朽的清王朝、可恶的列强入侵者、空谈的改良派、残破的山河、无助的民众，无一不在激荡着他们年轻的心灵。

    正像**深受1910年长沙抢米潮感染一样，愤怒和无助的情绪，为抛弃旧秩序和接受任何有助于社会变革、国家富强的思想，提供了心理基础；

    而梁启超的新民说与少年中国论，则为新一代提供了致力于民族重建和文化革新的民族自信与责任。

    1917年，24岁的**（1893－1976年）在致28岁的湘潭同乡黎锦熙（1889－1978年）的信中，提出了“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见解。

    2011-04-2523:11:57

    （续上）

    但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觉醒，的确如费正清所言，标志着70年代和80年代两代社会精英在思想上的重要变化【5】。

    军事自强运动、君主立宪新政、共和宪政革命的尝试，显然都失败了。

    对原因的寻求，成为新一代社会精英思考问题的起点，而以西方的思想和学说来作为自我革新的借鉴，是一种尚未进行尝试的新方法。

    唯独奇怪的是，那些早期将西方思想、文学和政治制度，引入中国的杰出人物，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马一浮（1883－1967年）等，转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守护者，而对新尝试进行批评和抵制——代际问题或许不是唯一可对此做出解释的问题。

    更加不好理解的是，这些学贯中西的人，在思想上，要远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深邃很多，也更加坚持思想的独立性——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最新章节就到艾克小说网【www.ik555.net】 手机版【m.ik555.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