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621:39:31

    （续上）

    就思想的发展而言，的确在春秋战国之后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少有如20世纪初的那种多元化思想状态。

    在此之前，或许只有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融合的时期，可以被看作是有着思想萌动的状态出现。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说的是，这一被称作五四时期的思想界的基本状况是，存在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但缺少新思想的创造和发展。

    对此，徐中约的评价是客观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对思想革命的特点有些夸大，但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摧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批判性地重估中国与西方的文明来锤炼一种新文化，这一公然的做法，只是激起了一系列争论和论战，而没有创造出新文化。但是，却为创造性地采用外国的观念和体制，以处理中国的局势，奠定了基础。”【2】

    为了理解这一结论，还是先回到1916年前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那里。

    不理解这一背景，就不能正确理解“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这个结论。

    【2】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2011-04-2622:01:48

    1、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

    一个中距离的社会背景是，1860－1895年间的军事自强运动、1895－1911年间的君主立宪新政、1911－1916年间的共和宪政革命，都未能将中国从列强的掠夺和控制下解救出来.

    而为了实现这一最初的目标，还勇敢地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国体，也恣意将孔子儒学和科举制度,作为厌弃的对象而予以抛弃。

    但这些努力，似乎一无所获，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事实,虽然暂时不会导致国家被进一步分裂，但“国破族亡”的概念,仍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人格尊严.

    更糟糕的是,民权共和运动的发生，不仅未能将一个完全不同于帝制的新社会秩序建立起来，反而触发了因国体之争导致的南北混战。

    本就破碎和孱弱的山河，原本期望统一、强盛于共和国体之下，不曾想却使国土分裂于共和之争，早已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生存危机，到了将要不能收拾的边缘。

    2011-04-2622:03:52

    （续上）

    推翻帝制、抛弃孔子儒学及科举制度，事实上等于将创造辉煌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2132年帝制历史，予以了事实上的否定，观察社会发展和民族存亡未来的参照体系，就这样被并不理智的情绪冲动抹去。

    另一种倾向是，举凡可予以解决中国难题的思想、方法、制度等，都被认为潜藏在西方思想和体制的万花筒中，只要拿来进行试验，即可收到应有的功效。

    问题是，在此之前已经明显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人在这一思路上退却，反而以更大的热情和执着，投身于学习西方思想的运动中，以便通过思想革命，为共和国体塑造它在欧美所基于的那种社会基础。

    这样一种情怀和固执，在其他文明体上并不多见。

    因而，我们只有将眼光上溯一个更加深远的背景，或许才可以了解其中的缘由。

    2011-04-2622:06:56

    （续上）

    这个深远的背景，将聚焦于中国人的宇宙观及其天人合一的观念世界中。

    中国人的宇宙被设定为一个善良而和谐的体系，且从来都不会远离人的影响而独立存在。

    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的一切都是互动的，不管是五行、阴阳、“气”“理”还是“心”“物”，所有因素之间因互动而相生相克或相互转化，人既不例外于这一体系，也不驾驭这一体系，只是顺应着这一体系。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同样因顺应着这一体系而各循其道，各化其道，并因合于宇宙之道而生生不息。

    这样的宇宙观，影响着中国人常以包容之心容纳异类，并不以其恶，而拒绝其善。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时之恶，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必因善的倡行而化恶为善，因此，所有有助于化恶为善的德行，都是可接受并由德性发扬光大的。

    如果能理解玄奘孜孜以求佛教经典，而不顾只身犯险的精神，就可以知道，在学习西方问题上，近代中国人的执着，实如古代中国人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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