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622:08:24

    （续上）

    如果由历史背景透视近代中国人的西学德行，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痛苦之后，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宇宙观，由东亚平原，放诸于四海了。

    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正是中国人的宇宙观进行调适的开端。

    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制作开始，进而改造一人集权的帝制而为君主立宪，再及废帝制而推行共和，是在制器和制度层面的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接受由君权而民权的思想，常被学者们看作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思想转变。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因为中国君权的确立，同样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君子受命于天”的“天”，实是指民心，因为在中国人的宇宙世界内，民心是可以倾覆天命的唯一力量。

    当清室不接受来自于代表社会群体利益的士子们，要求君主立宪的变制要求时，实行彻底剥夺清室皇权的革命，也便有了合法性。

    这种理解，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要求的“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形界”、“去家界”、“去产界”、“去类界”、“去苦界”的大同主义世界相比，实在不算是难以理解的要求。

    按照我们的理解，由君权而民权的思想转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重农”主义的思想转变。

    这一主要围绕通商口岸城市而发生的改变，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的核心推动力。

    而围绕新秩序建立的种种努力，也必然要围绕着这一改变而进行。

    建立在以农为本基础上的中国思想，要面临来自重商主义的思想挑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完成这个挑战任务的，也如近代以来各项重大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只能以中国的方式，由中国人去完成，外来的力量和影响，只是有助于这样的挑战，但并不能决定挑战的方式和结果。

    2011-04-2622:18:28

    （续上）

    其中，以“学习西方是为了对抗西方”这样独特的逻辑，谦卑地向西方学习，便是中国方式之一。

    中国人在应用这一方式时，可以容忍对个体的心理蔑视或刻意制造的难堪，但不会容忍对国家主权的不公正对待，即使终止学习进程，也不会放低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

    当1915年袁世凯迫于压力，签订了屈辱的“二十一条”时，就有大批留日学生回国以示抗议，如同1905年日本政府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后，大批留日学生归国以示抗议一样。

    2011-04-2622:22:08

    （续上）

    “二十一条”由五项二十一条构成。

    前四项是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古、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明显地，是趁欧洲战争期间欧洲人无暇东顾之际，擭取原来德国、英国、俄国的在华利益（全部或部分）。

    第五项则提出中国须在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管理方面，须雇佣日本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盖允其土地所有权，并规定，中国至少从日本购买半数以上之军火【3】，阴险地意欲全面控制中国及劫掠中国。

    袁世凯接受了前四项，第五项予以保留，且在未征得参政院同意下，与日本缔约。

    这一缔约行为，促使大批留日学生归国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商人组织了一场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

    而正在觉醒的城市劳工阶层，也很快与接受新式教育的新一代一起，成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3】参见：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之《二十一条》，中华书局，1985年

    2011-04-2622:24:11

    （续上）

    1917年前后，全国已有1000多所地方商会组织，成员20余万人，他们代表着新兴起的商业力量在城市的崛起。

    与商业力量崛起同步的是，从事经济行政和企业管理工作的专业阶层也出现了，他们代表着经济建设专业人才的成长（这些人曾经被不正确地称作“买办阶级”）。

    此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城市劳工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在壮大，1919年时，在工厂中做工的被称作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人数已达到100－150万人。

    这些居住在城市的新兴商人、工商业及经济部门管理者和产业工人，与同样生活在城市中的独立知识分子及年轻学生一道，构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广泛战线。

    2011-04-2622:25:34

    （续上）

    受日益觉醒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所激励，大批年轻人热衷于赴国外学习，积极地将西方的思想，和有助于中国发展的技艺，引入国内。

    日本仍然是中国留学生聚集最多的地方之一。

    据统计，1903－1919年间，总计约35000－40000人在国外接受正规的教育及学习，其中约41.51％的留学生在日本，33.85％在美国，24.64％在欧洲。

    而欧洲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约20万来自中国的劳动大军，其中约有28000名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接受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国教育。

    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受工厂劳工阶级政治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影响较大，很多成了革命者。

    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将平均主义、群众运动、侠义精神和摧毁现存秩序的社会运动，揉合在一起，成为在东京和巴黎留学或游学者（分别以刘师培、吴稚晖为代表），引进中国以试图改变中国的一种重要思想。

    2011-04-2622:27:57

    （续上）

    与此同时，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也在快速增长。

    1915年教育部统计表明，政府出资建立的12万所新式学校中，在校学生达到400万人；教会学校在1919年时拥有的学生约50万人。

    据此估计，在1919时，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总数应该在1000万名左右，而且受教育的女生数量的增多，加速了男女关系及男女观念的改变。

    重要的是，旧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的趋势，“迫使学生阶层以领导者和救世主的形象站到社会生活的前列。他们继承了知识阶层以国家为己任的传统，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强国、救国。通过对外国的接触，他们不断产生各种新的想法和动力。”【4】

    【4】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2011-04-2622:29:28

    （续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存在于欧洲的强烈民族主义、威尔逊民族自决理念、以及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芬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反抗运动等，无不吸引着中国的留学生和独立知识分子，去思考祖国的未来和方向；从帝国主义和国内战乱的双重苦难中，拯救祖国的强烈使命感，使一批知识精英们，陷入了带有强烈欧洲化色彩的思想运动和文化革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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