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811:21:55

    3、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尽管梁启超的新民说，在1902年后，曾引起过国内及日本留学界广泛而热烈的关注，但国民性格的改变主张，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内，为民权共和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

    那么，按照康有为变法改制理论，而形成的一个判断——一个社会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改制，才能由“据乱世”进及“升平世”，是否可以成为必然的事实呢？

    如果宇宙进化有着自己的规律，且这个规律，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大同世”的演进相一致的话——中国人是始终这样相信的，——民权共和国体的建设进程，理应是一个由“据乱世”进及“升平世”的过程。

    但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都无疑没有显示出哪怕任何一点的太平景象，反而是愈加不可遏制的混乱，并以越来越剧烈的方式，显示着一个新的更大乱世的到来。

    因此，保守的人，如康有为，不免将复辟帝制看作是保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有效的选择，或者，如严复那样，要去怀疑共和政体是否适宜中国这样的社会了。

    梁启超也并不是全然反对帝制复辟，他反对的是袁世凯做皇帝而已（不妨假定，如果请光绪来做皇帝，他并不会反对）。

    2011-04-2811:27:17

    （续上）

    从这种失望的理解中，必然会提出另一问题来，即共和政体，是根本不适合中国呢，还是中国人（的国民性）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如果答案是前者，就恰好是历史决定论基于中国的文明特征所乐意相信的，这意味着从宇宙进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民族本身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未来，并不具备可能去取得与欧洲社会成就相似的一个“升平世”的能力。

    但是，如果答案是后者，则可以将共和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人的作用，而不是进化论——这是深为屡屡失败所困的中国人，所乐意相信的结论。

    2011-04-2811:29:04

    （续上）

    局面就这样被简单地促成了：虽然我们仍然相信，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大同世”的宇宙进化规律的存在，但我们更加愿意为了找到重新挑战命运的力量，而相信现在的困难，只是一个例外，或许是进达升平世之前命运（宇宙进化论）对我们的一个严峻考验。

    因此，无论如何，都应该如我们曾经相信过的那样，为了改变这一历史的运程，而以道德力量去获得宇宙（天）对我们信念的支持。

    于是，1912年后，在独立知识分子那里，对中国“国民性”和“民族心理”的激烈批评，就已经成为一种思想时尚了——首先是针对政府官员的，其次是针对对政府官员颟顸行为麻木不仁的天下人。

    而这种批评，恰恰是中国士子悠久的道德自觉，这个自觉的动力，来自于天人合一观念中，人的精神力量对宇宙万物的积极影响。

    2011-04-2811:30:01

    （续上）

    而西方人的宇宙观念，被理解为是科学的，因而如物理和数学般的有着严谨的规律，这些规律部分地是自然界一切事物所共同遵循的基本范式，同时也是人可以利用这些规律来解决生存问题的高尚智慧所在——正是这一点，将人与其他事物区别了开来。

    所以，人的智慧，而不是人的精神，可以成为改变人甚至改变自然的力量。

    这种建立在科学信仰基础上的哲学信念，固执地认为是科学规律——如进化论——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变化，导致了宇宙的进化、物种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

    因此，得益于科学发展的欧洲，可以有效地利用科学的力量，发展出一个强大而文明的社会，以至于它毫不费力地就战胜了古老的东方社会。

    而科学规律，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影响是根本的。如由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社会公共事务的方法，就是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方法——因为多数人的意见要比少数人的意见更倾向于能做出一项正确的决定，因而“民主”和民权便是文明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

    再比如，经济力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亦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所决定。

    如此等等，科学规律便成了宇宙进化、人类社会进化概不例外的准则。

    不难理解，缺少科学，也就是中国社会长期积弱的根本原因了。

    因此，陈独秀及《新青年》便不遗余力的要宣扬“科学”和“民主”，将科学和民主，看作是将中国由“黑暗”引到光明世界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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