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812:05:34

    （续上）

    在这里，鲁迅提出了一个对东西方来说，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富有、路矿、众治（民主）等，这些被称为文明事物的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成为文明社会吗？

    尽管澳洲后来成为了一个西方标准下的“文明”社会，那么非洲为什么不行？

    欧人因富有而文明，犹太民族更富有为什么到处漂泊？

    为什么民主立宪不能保证西班牙、葡萄牙与英国同等程度地富有？

    鲁迅的这些疑问，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可以如此追问的。

    对此，萧公权为鲁迅解释道：“‘物资’与‘众治’对这些国家好处不多，因缺少了一项重要因素——精神价值，此乃一文明性格之所在，一文明中人性格之所寄。此可为中国的殷鉴，应知必须现代化以适存于激争之世，但明哲之士要能在变化之际”【7】，看到事情的内外之本末。

    鲁迅对此的意见是：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则乃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此乃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坟》之《文化偏至论》）

    【7】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2812:07:19

    （续上）

    但是，10年过去之后，到了1918年时，主张“弗失固有之血脉”的鲁迅，却要打倒中国固有血脉的“孔家店”了。

    因为，这孔家店，专卖“仁义道德”的古董，伦常礼义的国粹，店的后院里还干着“吃人”的营生！

    无论如何，都难以将1907年主张“取今复古”的鲁迅，与后来主张痛快“拿来”西方科学、众治（民主）思想的鲁迅，看作是同一个人。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已经对国粹以及象征国粹的人物，如孔子、关羽等，持完全摒弃的态度了。

    他于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中如此说道：

    “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祭祀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祭祀阿波罗。”（鲁迅《随感录》，《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

    2011-04-2812:12:59

    【史外肆言】时间过去了90多年，依然有不少人重复鲁迅的语言：“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祭祀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祭祀阿波罗。”但我们搞清楚孔丘、关羽，与达尔文及易卜生之间异同了吗？搞清楚瘟将军五道神，与阿波罗之间的异同了吗？

    有些人自认为搞明白了，但商业机构中依然供奉着关羽的神位以保财产，过年过节时，依然祭祀瘟将军五道神，以求邪气不侵。这不是很有点不伦不类吗？

    哈哈，每每想到这个问题，就感觉十分好玩。

    2011-04-2812:14:47

    （续上）

    睿智的鲁迅，提出这样毫无所本的观点，是颇令人费解的。

    而且，不称孔子而称孔丘，表明孔子已经是鲁迅特别厌恶之徒了。

    我们当然不能去怀疑鲁迅鼓吹“拿来主义”的真诚与急切，正像我们不能去怀疑他曾对“取今复古”抱持同样的真诚与急切那样。

    这种思想意识上对西方文明毫无保留的赞赏，实际上正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共同立场。

    陈独秀于1916年，在《新青年》发表的《宪法与孔教》一文中，认为“孔教”伦理主张的尊卑贵贱观念，与西洋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相符合，因而如欲倡导共和国民教育，则必须予以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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