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812:18:30

    对此，陈独秀认为：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百年发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陈独秀以假定的语气，为中国的未来和年轻人，选择了西洋式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对此的彻底觉悟，便是要以猛勇之心，选择使中国欧洲化的方向——萧公权认为，这便是全盘西化论【8】。

    这表明，在陈独秀一班人看来，人类是生物学和社会的有机体，历史进化和宇宙的进化，可以被看作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因为与中国之法和孔子之道的决裂，丝毫不会影响新式国体的建立和发展，因为自然主义的宇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科学和民主的价值，在于从人类自然进化的角度来看，代表一种新的历史方向，这一方向不是传统的延伸，而是在割裂传统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的重新改造。

    ——陈独秀的方法，有可能将城市的年轻人改造为会投票的民权分子，但却忘了，农民才是这个国家，用投票解决政治纷争的最大票仓。

    【8】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2812:20:06

    （续上）

    毫无疑问，鲁迅思想和态度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互动密切相关。

    鲁迅曾经在《关于自选集》一文中说过：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

    2011-04-2812:23:08

    （续上）

    不过，鲁迅到底是如何完成这一思想转变，亦即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一转变成为了可能？

    对此，萧公权的解释是颇切中要害的：

    “谴责中国文明，像歌颂它一样，部分是对辛亥革命后挫折经验的反应。维护传统者以民国为罪；对新秩序寄希望之人，罢一切罪过都加诸旧传统上。简言之，此即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及支持者极力要求全盘西化的理由。……一般而言，他们将中国文明等之于‘儒教’，再将儒教与**政府或袁世凯相连。‘牵连之罪’（guiltbyassociation）如此建立，一切中国的或非西方的事物，便都是不好的。他们不曾想到，中国文明除了儒教外，尚有别的因子，而儒教也不能为**政府或袁世凯所包揽。鲁迅（自1918年后）、陈独秀（特别是1915－1920年）以及陈序经（1932－1936年），分别是全盘西化的最佳代表。”【9】

    【9】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2812:24:59

    （续上）

    正像事实表明，和众多学者意识到的那样，新文化运动期间，那些对科学和民主高唱赞歌的人物，其实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简单化了。

    “他们仅仅以物质的重要性，以‘科学’为西方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丁文江），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人必须去除国性才能获致科学。他们的激烈反传统观点，对不满现实之人，以及以‘旧传统’为替罪羔羊之人，很有吸引力。这些人所知道的‘非科学’本国文明，实甚浮浅，使他们不能认识到已过时的价值系统与制度中的任何好处。再者，除了极少数之外，他们对西方科学（与文明）的知识也是半生不熟的，也难能使他们透视到‘科学文明’中不完善之处。”【10】

    【10】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4-2812:30:13

    （续上）

    不仅如此，陈独秀等人对科学的认识，本身便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他可能以为，将砸牛顿脑袋的那个苹果，埋在黄土地里，就可以长出与牛津大学那颗著名的苹果树一样的树了。

    这与他们事实上既没有太多的科学训练，也没有实际科学工作经验有关。

    费正清等人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上述看法也给予了支持：

    “陈氏……思想立场所受西方的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个事实绝非没有意义的【11】。陈氏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达尔文主义形而上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基础的腐蚀剂，进化的力量，在中国却似乎完全陷入困境，使陈氏一时间极为沮丧。然而与胡适一样，陈氏基本上把其“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能力的强烈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陈独秀并没有从内心深处真正领悟，把科学当作循序渐进实验方法的实证论学说，以至于后来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还以为保持着这个概念中所必要的确定性。”【12】

    【11】费正清此一观点的含混表达，实际上指的是，大多数由法国、德国归国的激进思想者，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而留学英美的那些人，则大多选择参与或支持较温和的国民革命。

    【12】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4-2812:31:46

    （续上）

    在这些意见中，有两点是应予注意的。

    一是萧公权提到的“牵连之罪”，这实际上是一项典型的中国传统：在没有办法确切搞清楚事情的是非真假之前，可以凭臆想，将判断投射到所痛恨的对象上，以便使自己的立场获得证实。

    陈独秀等人在痛批“孔教”传统时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一方法。

    二是对科学的形而上学理解，事实上，是将科学作为一种信仰而不是方法引入了中国。

    这第二点尤其有害，不仅未能帮助年轻的一代获得科学的思维，反而误导他们将科学作为一种教条，而用于否定所有形式上看似“不科学”的意见，包括一些在传统文化理解上的真知灼见。

    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代。

    2011-04-2812:34:00

    （续上）

    除了社会因素以及学识上的因素之外，对鲁迅来说，其思想的转变还与个人的经历及性格有关。这属于其他范畴问题，在此不谈。

    我们想说的是，鲁迅从一个主张“取今复古”的学者，转向猛烈抨击传统的伟大文学家的过程，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痛苦，像版画一样留存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中。

    从中也便不难理解，鲁迅对当权者的愤懑，和对革命者的疑虑了。

    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说，鲁迅虽然《呐喊》了一生，但却没有弄明白，使中国历史长存五千年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同样遗憾的是，鲁迅留下了刀枪匕首般批判旧秩序的文字，试图将旧秩序埋葬在《坟》中，但他的所有文字，除了力透着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民族脊梁的傲然之气外，还浸淫着他的痛苦。

    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陷入了思想空乏的《彷徨》之中。

    而现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空乏状况，大概与鲁迅也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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