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223:51:25

    （续上）

    欧洲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士子的吸引力，在于其平等、自由和均产的温馨社会之理想【2】。

    这一理想基于人性自觉和充分解放的假定，欲将对个人构成强制力的政府（或国家）消除掉，因为只有在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人类完全之平等，才能保障人人均自由。

    对中国来说，在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之前，需要解决的，既不是国家问题，也不是个体问题，而是存在于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家庭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按照儒家伦理建构的中国式家庭中，女性是从属于男性家长的。

    这种性别上的不平等，使女性成为男性的“性物”，而改良主义所主张的男女享受自由的性关系的主张，实际上是不负道义责任的男性意志自由论的延伸；

    同样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服从关系，使子女处于驯顺的软弱地位，这种束缚个人的伦理“迷信”，导致了中国人自我的内在失败，因而普遍的君臣、父子、夫妇遵从关系，提供了一个**的环境和虚伪的社会意识，**主义和国家主义便由此而使个人陷入服从而非独立的忠孝道德泥淖。

    刘师培对此的评判是：“因不能独立，遂自失其自由权；因不能自由，遂自失其平等权”（刘师培《人类均力论》）。

    因此，必须对家庭进行必要的改造，特别是妇女需要自我改进，以克服对家长统治的依赖。

    何震甚至强调说，不愿受男人奴役的妇女，必须选择为**社会而奋斗的道路，以消除因男女生理差异，而存在的一切形式的奴役（何震《论女子当知**》）。

    【2】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人急切之中，忘了中国本就是一个以“均产”为原则的社会，中国人还是彻底的平等主义者，除了没有骂皇帝的自由之外，科举自由、思想自由、出书自由、迁徙自由、经济自由也一样不少。

    2011-05-0223:59:08

    （续上）

    从儒家礼教桎梏下争取个性解放的要求，曾经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共同致力的一个自由主义目标。

    康有为曾在《大同书》中认为，家庭中尊卑长幼的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败坏，因为在儒家提倡的美德“义”的基础上，家庭成员通过施惠和受惠之间的不平等，所产生的自我内疚情感，是个人背负沉重家庭义务的痛苦根源【3】。

    而谭嗣同则干脆把儒家的家庭伦理，描述为“上以制其下”的压迫式暴虐行为【4】。

    而无政府主义者对家庭的攻击，则大大扩展了康有为等改良主义主张的个人生活自由的内涵，主张将个人由家庭中解救出来。

    “家界”的消失，必将使个人割断他的社会关系（当然，康有为和刘师培肯定忘记了他们曾有穿开裆裤、流鼻涕的经历），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子”，从而融入一个无差别的空蒙的社会中。

    在那里，个人内在的道德心，则可以使其对抗外在的恶势力，人人如此，则“诸界”——康有为的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均会消失，乱界即会太平，类界皆爱众生，人人便可由苦界而至极乐【3】，一个不需要政府的幸福的乌托邦大同社会便产生了。

    吴稚晖对此说道：

    “人惟无彼此之心，则世界众生，一切平等。物无所竞，天无所择……且互相救互相助，以跻至平，此爱非生于有情，乃无情之极端也。”（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

    【3】参见：康有为《大同书》之“去家界为天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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