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300:23:40

    （续上）

    为了利用1912年民国成立后的大好形势，江亢虎将社会主义研究会，看作是组织政党的准备。

    江亢虎自己宣称，他的中国社会党，在1913年时有40万党员和400个支部。

    这个夸大的宣传，使中国社会党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查封。

    之后，江出走美国，他的党和运动就此衰落。

    而刘师复的心社，则仿效吴稚晖《新世纪》小组的集体自助模式，用来自捐赠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餐馆、印刷厂）的收入，来维持成员的生活和共有住宅。

    他们曾设想建立实验性的乡村共同体，但自己却没有实行过【8】。

    倒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甚深的年轻**，曾在长沙计议进行这个试验。

    【8】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5-0300:30:48

    （续上）

    **在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1918年6月），曾模仿过无政府主义的乡村共同体模式，与蔡和森、张昆弟等，计议在岳麓山办工读同志会，进行“新村实验”。

    他企图将农民和学生联合起来，采取农业实习的方式，使学生到乡村从事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鱼等劳作。

    **的新村实验，尽管刚开始就没能进行下去，但这种通过农学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来体验新生活的实验，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大陆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

    而在通过社会组织推行社会改造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尝试，这便是1918年4月，以长沙第一师范同学为基础的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刚成立时，21名成员中，除罗章龙外，均是**的校友，且均出身于较贫穷的家庭，这些清一色湖南年轻精英们，希望以自己的社会实践，来实践他们对曾国藩组织湘军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理解，即以广泛的社会关系之网，作为个人投身到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助力，因为此时的**既无留学欧美的学术资本，也无从事过反帝制革命的社会资本，处于新文化运动的边缘【9】。

    这个边缘地位，使**得以对各种学说和思想进行旁观和思索。

    而他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文章，则是从知识与体育的关系角度，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实用主义哲学做了发挥。

    由此可以看出，**与新文化运动期间种种主义之间的若即若离关系。

    【9】杨念群著，“五四”九十年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

    2011-05-0300:33:53

    （续上）

    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充满理想色彩和虚无主义的社会革命运动，并未能在中国产生实际的社会改造成果。

    但正像学者们普遍认同的意见那样，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主要是从事教育宣传和社会试验，而不是学说上的创新。

    无政府主义者将欧洲社会的阶级对立思想和政党组织建设、群众集会宣传形式、社会改造试验方法、平民教育运动等，引入了中国【10】。

    也将废弃儒家家庭伦理和男女平等思想，向有知识的年轻人扩展，还扩展了康有为大同社会的思想，使其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及**思想，进行了中国式的联结，并在道德自觉上，将孟子的人性本善学说与人性的求善力量做了新的诠释。

    另一个特殊的贡献，是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的，富有创造性的勤工俭学运动（后来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对中国的学生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或许更重要的是，为欧洲的基于个性的自由主义，和基于阶级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辟了同样的社会前景。

    【10】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5-0300:37:27

    （续上）

    关于这一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们，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中国**创始人中的许多人，包括**在内回忆说，在1920年改信马克思主义之前，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到此时对“**”一词，普遍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

    “因此，在1919年之前，中国人所了解的西方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朝向了无政府主义，才使得中国人熟悉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1917年以前，曾被改良主义（按：康梁），也同样被革命党人（按：孙文）曾附带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不适于中国的议会民主和工业生产的背景下，看到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按：劳工运动本身即是一种民主的形式）。中国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就提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把个人生活的改变（按：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牛棚生活和知识青年的下乡改造运动）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结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使之知道与斯宾塞理论相对抗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按：突变的阶级史观），也使之知道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变化的辨证观点（按：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样，遂培育了朴素但却又强烈的阶级意识，作为历史发展动因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按：蔡元培就认为“劳工神圣“）。此外，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使用和发展来自本民族传统的激进主义观点（按：如道德至上论），便可以更清楚理解。

    “在后来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织成分，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改造和人格矫正（按：如思想改造运动），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独立自主的源泉；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按：如反对竞争和物质刺激），而赞赏农业公社的社会动员（按：如合作化运动）；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按：如关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工人阶级的争论）；热衷于自力更生；最后虽不是重要的一点，依靠经过教化的人（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精英或工商业资本家）的能力作为变革的动力，既能有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势头，但又担心无法摆脱对历史倒退的恐惧。”【11】

    【11】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5-0300:39:33

    （续上）

    由社会改良，到激进的社会革命运动过程中，就思想发展历程来看，无政府主义在前者的基础上，为后者的前进提供了一个过渡。

    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关；

    而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社会革命理想，则在自然进化论宇宙观的基础上，将个人的道德自觉，作为摧毁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实现社会平等的主要力量；

    而新文化运动，则是用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去描述人和社会的进化；认为进化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儒家的道德力，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青年的生命活力了。

    对此，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思想演变的合理性问题，它们却是实际如此的。

    2011-05-0300:40:36

    （续上）

    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在摧毁代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重视家庭生活及家庭伦理的传统后，道德及伦理的载体——家庭——破碎了，道德和伦理还能存在吗？

    新中国建立后，以企事业单位，代替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后，在组织机构中普遍存在的道德缺失问题，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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