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315:16:16

    （续上）

    如果说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正在成为类似宗教情感的形而上的信念的话，民主主义便因为个人自由主义始终未能得到政治实践的支持，而仍然停留在“形”的阶段。

    个人自由主义也曾经辉煌过，那是在1916－1928年这一期间。

    在自由主义兴盛的时代，信奉个人自由价值观的青年，纷纷冲破家庭的桎梏，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生活于远离家庭的社会中。

    但民主却很少成为中国的一种官方原则。

    因为本质上，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

    所以，新文化运动对个人自由主义的热情鼓吹，遭遇了东方传统的消极抵抗，只在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这些重要的领域，生出了重要成果。

    2011-05-0315:17:07

    （续上）

    胡适自命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

    在杜威所倡导的在实用主义观念中，并没有永恒的真理，一切真理必将随着环境和种类的变化而变化，而确认真理的方法是实验，只有基于科学的实验及研究，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及实际问题，才能发现和证实真理。

    另一方面，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一切真理都有其成立的前提和假设，假设不同，就形成了“这一个真理”和“那一个真理”，因此所有真理都是实在的、具体的、特别的，有凭据的、可证实的，甚至必须是可证伪的。

    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哲学上，便产生了一种叫做“历史态度”的范畴，它主张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为现在这个样子，比如，研究道德习惯时，就应改弄清楚为什么这个道德观念要受尊崇呢？（胡适，《实验主义》）【12】

    【12】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2011-05-0315:18:54

    （续上）

    因此，要弄清真理，就需要一个一个问题的去研究、去解决。

    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李大钊从自然进化论的苦苦思索中，看到了社会改造突变的可能性，因此，他在《新青年》五卷五号（1918年10月）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庶民的胜利》一文，认为劳工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代表着世界的新潮流，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又于1919年5月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形同宣布自己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和陈独秀主张，应仿效苏俄的方法，来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和根本的政治社会变革。

    这与胡适的实用主义信念相差甚远。胡适便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李大钊和陈独秀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2011-05-0315:20:36

    （续上）

    从李大钊的立场来看，他完全相信马克思唯物史观，对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价值。

    而陈独秀此时（1919年）还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的兴趣焦点仍在针砭时弊，尤其令其不能忍受的，是南北军阀混战与和谈所表现出的种种罪恶。

    而对于已经在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则是处于观察和赞赏的态度，但陈独秀认为与其模棱两可地谈论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如提倡教育和工人解放问题实际。

    他表面上赞同胡适要去研究实际问题主张，实际上则是赞同李大钊的工人阶级通过联合实现解放的社会主义思想。

    到1920年底时，陈独秀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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