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315:23:10

    （续上）

    这场关于“主义”与“问题”争论，使得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群体开始发生了奇异的分裂。

    一些具有反清革命经历的激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新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并将思想的焦点，由文化革新，转向了谋求经济组织变更的政治革命，投身于唤醒工农大众的社会实践中去，并直接研究起工农问题来。

    而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缺少社会阅历的知识分子，则仍然谋求着以自然进化主义的思想，来推进人性的改造和社会问题的渐次解决。

    不过，他们并没有坚持下去，很快胡适便放弃了对问题的研究，而去钻研文学批评、古代史和与社会实际关系不大的考据了。

    但是，“主义”则仍然是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热衷的思想论战话题。

    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讥讽曾经热情鼓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的胡适等人，“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作是金科玉律。”【13】

    【13】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2011-05-0315:26:18

    （续上）

    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终结了胡适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友谊，也使蔡元培的北大，收获了在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昙花一现”的功绩。

    实际上，也的确如胡适宣称的那样，争论本身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后来说过：“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14】

    而胡适可能不知道的是，他们企图为中国的民权共和建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基础的一类人，已经引起年轻人的反感了。

    南开的周恩来曾做《轮回教育》一篇，指责大学教授赞美美国，就像是老学究歌颂尧舜禹汤等圣人一样。【15】

    【14】胡适著，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萧公权认为写此文的人是周恩来。见：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5-0315:28:07

    （续上）

    1958年后，大陆曾经发起过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

    已经远离大陆的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关他们争论的是非，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办法辨别清楚到底谁是谁非。

    2011-05-0315:30:14

    （续上）

    不过，“主义”盛行的一个实际社会成果是，来自欧洲文明全球扩张所形成的世界性的现代性，已经基本上在中国确立了起来。

    这个现代性，既是世界文明欧洲化的象征，也是由欧洲文明的世界化，而形成的新生活方式的象征——中国不可避免地因向西方学习，而获得了这种“现代性”。

    中国获得这一现代性的方式是颇为奇特的。

    一方面是对欧洲社会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权主义、科学主义、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不可知论——不加选择地讴歌，

    一方面是对自己社会传统——旧文学、旧道德、旧式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几乎所有以文言和汉字书写的经学和古典文献——进行全面的攻击；

    而将这两种倾向统一在一起的，仍然是那个奇特的逻辑，——学习西方是为了对抗西方，否定传统是为了文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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