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511:46:05

    【史外肆言】法家为中国提供了富国强兵之道，也是十字桀兄极力主张的观点。兄弟也深以为然。与十字桀兄不同的是，我认为法家与儒家本出一源，以法家相判于儒家，具有比较意义，但如以法家斥儒家，则便不敢苟同了。

    其实，何止法家与儒家同本一源？诸子百家皆本一源。百家所论不同，所秉实为一源。

    当然这个源头在哪里，是什么，现今争执不一。有朋友认为源于易。我反驳说，易之经或传，都是形式化的东西，在其形式化之前，一定有了一个更早的源头，故不能以易为然。

    朋友非要兄弟回答到底源头为何？我只能羞愧地承认，或在尚书。之所以羞愧，是因为以我读尚书的体会，不能肯定自己的意见没有问题。但我相信，尚书作为早期的历史记录，便包含了中国先人的原初智慧，且这些智慧是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一般朴素的智慧。

    2011-05-0511:48:07

    （续上）

    国粹派也不仅仅是对新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它们也在其研究中看到了西方“主义”的虚无性，和东方精神在西方思想冲击下面临消亡的可能性。

    章太炎即认为，西方社会的进步是幻觉，对西方的信仰是现代迷信；进化论强调竞争和追求财富和权力，导致以内在精神为代价去适应外部，如果中国文化不在内在精神基础上来更新，则将趋于消亡。【18】

    【18】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5-0511:52:27

    （续上）

    梁启超是一个忠实的进化论信奉者，因此他一直在维护传统和追求进化之间，痛苦地调和着自己的立场。

    他敏感地察觉到清室崩溃后的社会混乱，隐含着社会解体的危机——他的开明**论和强有力政府论都与此有关。

    所以，在帝制倾覆后，便由积极地宣扬新民和少年中国，转向对维护国家统一至关重要的“国性”问题的探讨上。

    他1912年自日本回国后，在《庸言》创刊号的社论中，对“国性”做了阐述。

    他认为，国家也像人一样，具有“性”。

    国性可理解为由宗教、风俗和语言表现出来的道德本质。

    “性”能改变，但其改变是逐步的，犹如人的身体可以改变物理成分，但不能在将其毁灭之前给予完全的改造，因此，当一个民族的传统完全失去其精神时，民族“性”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在成千上万中国人身上表现出的道德本性，是民族性的体现，不可能在民族本身仍然存在时，而被彻底的改变。

    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与中国的家族主义是不相容的。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准则中“恕”的精神，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美德，而注重“名分”的美德，则有助于激励民族万众一心的自我牺牲精神，“虑后”（按：无后之虞）的美德，可作为处理辈分之间和两性之间关系的准则，在这样的基础上，可有效防止个人自由主义对家庭制度的危害。

    他并认为，如果“历史上任何儒家的行为规范，都是相对的和不完善的，儒家的道德人格观念就在于其本身内在，而不是外在偶然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世界政治中，将比民族主义存在的时间更长。”【19】

    因此，应改造国性和改造儒学，使之“合理地”与追求“现代性”的努力相一致。

    【19】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11-05-0511:54:07

    【史外肆言】梁启超的见解，在逻辑上和人自身上，是强而有力的。但这样的真知灼见，一直没有为国人所认可。作为近代史上少数具有真正思想的学者，梁启超的意见，实应作为反思近代史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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