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68节

作者:居原氏
    2011-05-0801:22:06

    (续上)

    实际上,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和孙文革命党人的造反运动,社会主义像其他由西方泊来的主义和思想一样,飘浮在中国思想界的天空,除共和政体之外,并没有实际上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政治发生直接的联系。

    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开始将社会主义作为与无政府主义相比较而讨论的思想和主义之一,而且往往是从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家制度予以讨论和关注。

    2011-05-0801:25:30

    (续上)

    这一问题,早在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就已经注意到了。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解释道:“大抵极端社会主义者,微特今日中国之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即以极**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以土地尽归于国家(云)。……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亦宜。”【25】

    事实上,不仅国家社会主义与中国集权政治有外在的相似性,而且,就以国家的名义来实施社会控制这一角度而言,先秦时期的井田制和此后的均田制,所基于的社会政策理念,无非是承认每个人都有占有受国家控制的田地的权力而已。

    【25】张勇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梁启超之《新大陆游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11-05-0801:28:56

    (续上)

    做这样的理解,对蔡元培等熟读经史的人来说,是相当容易的:

    “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

    “《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取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

    “中国又有一种社会政策;《周礼》:‘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辩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孟子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虽是偏着农业一面,但不能不认为社会政策之一种。”【26】

    【26】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蔡元培之《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2011-05-0801:31:15

    (续上)

    在这里,蔡元培企图将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衔接。

    就像康有为将欧洲的宪政思想与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则例嫁接一样,也如同梁启超总是理性地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而要将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想,在中国寻一个落地的基础那样。

    自然,他们的意见是不能得到激进思想者和年轻人支持的。

    所以,1920年以后,蔡元培就与他的新文化运动的朋友陈独秀和李大钊分道扬镳了。

    而李大钊此时已经是中国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刚刚完成由共和宪政向社会革命的转变,因为一年前的席卷北京学界的五四运动,使其看到了奉行共和宪政的西方民主社会是如何对待一心向他们学习的中国了。

    而使中国早日强盛,以可与西方列强平等相待,始终是陈独秀追求科学和民主的动力之一。

    现在,清梦大有被人不小心搅醒的感觉,陈独秀便泱泱地转向更彻底地追求平等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了。

    2011-05-0801:33:38

    (续上)

    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在凡尔赛会条约中,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出卖,对一心期望中国走向欧洲化道路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来说,意味着道义上的背叛。

    学生运动过后,陈独秀转向了社会主义,鲁迅陷入了情绪低落的《彷徨》之中,梁启超与胡适这一老一少两个思想冤家,各自“整理国故”去了。

    即便钱玄同这样的思想愤青,也将信将疑地打开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古书,“疑古”了起来,而国粹派人物,则进入了收获思想成果的时期。

    重要的是,像**、张国涛(1897-1979年)、蔡和森(1895-1931年)、李达(1890-1966年)、李汉俊(1890-1927年)、刘仁静(1902-1987年)、王尽美(1898-1925年)、邓恩铭(1901-1931年)、陈潭秋(1896-1943年)、董必武(1886-1975年)、周佛海(1897-1948年)、陈公博(1890-1946年),包惠僧(1894-1974年)这些年轻人,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除蔡和森外,其中的12人及何叔衡(1876-1935年),构成了1921年7月1日中国**成立会议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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