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911:35:00

    【史外杂言】我们为此做好准备了吗？没有。这是全体中国人都必须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当这一现实来到之前，如果我们准备不充分，世界文明恢复多样性的进程，将有可能遭遇挫折。

    目前，只有中国文明，勉强具有与欧洲文明的世界化单一进程相抗衡的基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正是这一抗衡进程不断演进不断遭遇挫折的历史，中国文明尽管遭遇了很多不堪，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沉沦。这或许是世界文明重新恢复多样性的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2011-05-1014:23:50

    (续上)

    觉悟后的陈独秀，像勇敢地反抗满清皇室那样，将反抗的矛头指向了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权，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取消与日密约、免除曹汝霖等人官职、市民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等5项要求，呼吁市民在政府对要求置之不顾时要进行直接行动。

    6月11日，陈独秀和邓初、高一涵等人一起到宣武们外的新世界散发宣言被捕。后在各方营救下，于9月16（一说12日）日获释。

    前去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当众宣称:“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

    2011-05-1014:26:10

    （续上）

    出狱后，陈独秀开始了国民觉悟问题的新思考，他在11月《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了爱国心之觉悟、政治不良之觉悟、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的国民运动之说，并认为，五四运动作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11】

    而更进一步的思想转变，反映在他对社会经济问题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在发表于12月1《新青年》（第七号第一卷）上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独秀认为，“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此一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经历五四运动后的陈独秀，开始由文化革新运动转向国民觉悟运动了。

    而“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12】，成为陈独秀自立的国民运动的方向。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陈独秀，从反清的革命斗士、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语），脱胎而出。

    【11】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之《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上海人民出版社。

    【12】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之《实行民治的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11-05-1014:27:53

    （续上）

    而五四运动的精神，也被陈独秀解释为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爱国救国运动。

    他尤其重视的，是人民直接行动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人民对社会国家的黑暗，不诉诸法律、不依赖代表，而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解决。

    陈独秀所意识到的这个问题，恰恰是孙文致力于民权共和革命中未能关切的问题，即民权共和的民权不惟社会上层可代表，下层民众如果没有直接参与，只能算是社会精的“民权”而不是全体国民的“民权”。

    新文化运动本身所诉求的思想革命，就其影响而言，也基本上在“读书人”的圈子中，来求得国民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它仍难以突破城市社会的城墙，而直达中国广大的乡村世界。

    2011-05-1014:29:49

    （续上）

    从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细微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喊“主义”的文化旗手了，而成为了一个研究问题的政论家。

    从1919年12月开始，到1920年9月期间，陈独秀公开发表的30多篇文章中，涉及的各类社会问题包括：民治的基础问题、劳动界问题、自杀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基督教与中国人问题、新教育的精神问题、人口问题、教育改进问题、劳动者的觉悟问题、湖南女工问题、工人时间和工资问题、工人教育和工作时间问题、工人团体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劳动问题、中国劳动运动问题，甚至穷人和富人的热天生活问题，也成为陈独秀关注和讨论的对象了【13】。

    这说明，陈独秀在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上，实际上已经回归到明道救世的文人士子传统轨道。

    【13】参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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