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014:41:44

    （续上）

    第五，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促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结合。

    当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中国人所理解和阐释的那个儒家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将国家和人民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同时是自然宇宙论的达尔文主义，此即熊十力肯定的可以创造出、生化出人文世界的那个宇宙本体的演化。

    同样，社会主义也是中国人所理解和阐释的社会主义。

    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二，一是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平等主义传统，二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的中国式大同社会、太平盛世理想。

    西方的“民权”运动，在中国经历10年的演化后，却以西方“民主”之名和中国“民本”之实相融合的方式，使帝制国体倾覆之后中国的“共和”国体建设，朝向欧美的“共和”与中国的“王制”相融合的方向发展。

    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要素，是孙文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思想。

    这一思想前承王制时代“天下田天下人得而耕之”的原则，下接**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原则。

    《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四字，不仅为孙文所念念不忘，也为**人奉为基本的行为原则，此即**的“为人民服务”。

    2011-05-1014:43:29

    （续上）

    由此也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反动，而不是转承。

    至少五四运动中学生和民众的直接行动精神，是对由西方泊来的各类主义的一种强烈质疑。

    像**一类的年轻人开始明白，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为践行“天下为公”原则而自我牺牲精神的行动，而不是康有为孜孜追求的英日俄的君主立宪，也不是孙文念兹在兹的美国式共和政体。

    陈独秀鼓吹的科学和民主，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促成国民和青年转化成梁启超的“新民”。

    2011-05-1014:46:07

    （续上）

    在做这样的理解时，我们是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作为1915－1928年间社会运动的两个阶段去看待。

    在新文化运动阶段，有关文化、思想和主义概念的讨论和争议，基本上由“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和垄断，他们热衷于讨论相对抽象的文化问题，甚至津津乐道于中西文明比较这样宏大的题目，……显得学究气太浓”【15】，也太过喧嚣和缺乏理性。

    而五四运动阶段，则是寻求以行动来解决问题的阶段。

    正如杨念群所说的：“经过喧嚣的文化概念实验和学院专门化训练的技术崇拜之后，身处学院内外的‘五四’精英们在继续面对凋敝衰退楚歌四面的糜烂局势时，开始越来越紧迫地考虑如何更加实际地介入中国现实的方案，思索更为有效地解决下层民间疾苦忧患的方法。走出寻求个人自由，张扬道德自省的狭小圈子，步入底层社会，逐渐成时尚之风气”。【15】

    【15】杨念群著，“五四”九十年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

    2011-05-1014:48:32

    （续上）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新文化运动阶段，过度地关注中国社会传统的弊端，而对列强在中国的举动很少去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现实的各种弊病归因于列强【16】。

    经历五四运动后，不只陈独秀思想上发生重大的转变，即便胡适，也从1917年声言的20年不过问政治的立场后退，开始帮助丁文江创办政治类刊物《努力周报》了。

    尽管其原因可能是意识到了政治对言论自由和个人行为自由权利的损害，因而需要去维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并反对政治上的**，但他还是为此公开呼吁，要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16】。

    【16】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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