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5-1211:03:00

    2、五四运动后激进派的思想转换及中国**的建立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开始由信奉正统的欧洲社会思想，转向对这一思想进行挑战的马克思的革命哲学。

    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再次侵害，使部分独立知识分子失去了对西方国家的信任，他们发觉很难将西方同时看作是导师和压迫者；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目前统治”的实践思想【1】，即中国传统的反叛者发现，可以利用西方文明反叛者的思想，来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在制度模式上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国家。

    第二，马克思学说中所包含的平等思想和对社会底层劳动者命运的深刻同情，与中国传统中的平等主义社会实践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有重要的思想融会基础。

    在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人各尽所能地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果而生活，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的中国理想是一致的。

    而被马克思揭示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巨大社会能量，可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猜想，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一种改造自己社会的参照体系。

    这个体系与在此之前的多次社会变革运动的明显不同，蕴涵着可能走向成功的巨大诱惑，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者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第三，苏俄革命的成功，以及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1919年两次宣布愿意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权益的姿态，赢得了中国革命者的信任和友谊；

    尤其是列宁对帝国主义必将灭亡的论述，使中国的激进思想者相信，按照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道路，来谋划中国的工农革命运动，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全世界遭受西方压迫的民族，通过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埋葬资本主义的伟大使命。

    而对中国来说，要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官僚，必须首先取得全国的政权。俄国革命的经验，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1】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2011-05-1211:03:46

    （续上）

    李大钊早在1918年，就已经完成由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他在1918年秋创建了新潮社，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包括邓中夏、罗章龙等19人。

    这年10月，又与张国涛、张申府等，在北大图书馆正式成立北京**小组。

    2011-05-1211:09:34

    （续上）

    而对陈独秀来说，1919年的被捕入狱和被迫离开北京大学（1920年1月），也使他由一个民族主义革命者，开始向一个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2】。

    他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的文章中宣称，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

    正如徐中约所说，这表明他对西方的信任已彻底破产，并认为民主是新兴的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类以保持政治力量的工具【4】。

    民主信仰的破灭，使陈独秀转向了对劳动界的关注。

    他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说：

    “我现在所盼望劳动界的，……是……有努力改善境遇的觉悟，……积极的努力，就是创设同业联合会、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校、储蓄机关，……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以外另行组织。成衣和理发匠本来都有组织，不过组织的方法要大大改变。排字印刷制板的工人也有一两万，内中认识字的很多，应当容易组织。邮差都认识字，又和交通机关接近，组织起来更快，并可以帮助别的劳动团体的活动。我盼望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人看待。”【5】

    【2】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3】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之《告北京劳动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5】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之《告北京劳动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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