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811:38:43

    （续上）

    如果不去区分陈独秀和章士钊的身份，他们对农民问题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出发点不同。

    章士钊从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良角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陈独秀从国民革命亦即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看待农民问题。

    陈独秀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基于两点判断，一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二是他们因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具有伟大的国民革命的潜力。

    即使如此，陈独秀眼中的农民，还只是国民革命必须考察的对象（不可“漠视”），而不是以农民为主来开展社会主义运动。

    说到底，陈独秀仍然是工人阶级革命派，仍然是章士钊所批评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那样的实践型马克思主义者。

    2011-05-1811:40:23

    （续上）

    当澎湃1924年在广州创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开始在国共两党中浮上台面。

    孙文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中，提出了要以农民作为革命基础的意见。他说道：

    “我们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就是因为他们知识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国家大事，所以对于国家很冷淡，不来管国事。……这个革命政府，是要做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

    “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动的结果，要这种劳动的结果不令别人夺去了。现在农民的劳动结果，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像这种情形，是很不公平的。”（孙文《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

    2011-05-1811:42:01

    （续上）

    孙文在国民党改组中，明确了扶助工农的思想，大概正是出于以上的这些认识。

    但我们也不难从孙文的讲话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根本上，孙文并不是一个农村革命派，他仍然是一个城市革命派，并不确认农民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价值，因为这些知识程度低、不懂国家大事的农民，只能做国民革命的基础，而不能成为国民革命的推动者。

    另外一点是，孙文提出的农民只能拥有自己劳动成果四成的看法，是一个含混其词的说法，与实际存在的状况并不相符。

    这代表了革命者在理解国民运动时，往往存在着夸大某一趋势的认识倾向。这一倾向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更为突出。

    2011-05-1811:44:45

    （续上）

    **1925－1926年间，在湖南开展的农民运动工作，在国共两党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中，处于边缘的位置。

    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工作得到了两党中任何一党的组织授权或力量支持。可以说，他是独立进行的，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湖南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也是早年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或者是由**湘区区委发展的早期党员，当然**在推动农民协会建设工作中，也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

    **所依靠的这些力量，是否受**中央管辖，目前无法确知，这既反映了**在国共合作期间以城市为工作重点的一般倾向，也反映了**早期组织工作的涣散状态。

    正是这种涣散状态，给**提供了独立发挥自己思想和才能的空间。

    当1925年10月**由长沙逃到广州时，国共两党的同事或许并不完全清楚他在湖南的那些努力。

    重新来到城市后，**这个一年多前失去**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职务的特立独行者，以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成了国民党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

    而**最具意义的工作是成为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师。这一届的学员中40％来自湖南。这么多的湖南人集中在一起，听**讲解农民运动问题，使**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努力，开始得到国共两党的关注，也使**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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