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922:11:52

    【20】**10岁时，家里有18亩农田，到13岁时，家里的农田增加到24亩，年产稻米约11500斤，自用4500斤，约7000斤余粮可卖。因农田的增加，**的父亲毛顺生雇了一名长工，年雇工费12元（银圆）。为了增加收入，他精明地用手中的余钱做生猪生意、放高利贷。**曾经为了表达对父亲一心做生意的不满，一次将卖猪的钱全部给了路上遇到的一个乞丐（参见罗斯.特里尔著《**传》，第3、8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顺生放高利贷行为的善或恶是应受到质疑的，而买田则不一定，因买田行为意味着卖田的人少了土地，这个卖田的人如果原来家里的田刚好满足生活所用的话，必然因卖田而陷入贫困。但他为什么要卖田呢？毛顺生买了他的田，是他的生活走向贫困的原因吗？

    2011-05-1922:14:20

    （续上）

    第三，**为农会的过激行为导致的社会公正问题，找到了两个超脱责任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革命需要论”。

    “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责任不在农民，而在农民的革命热情所蕴涵的不可遏制的力量。

    而这正是**所乐意看到的，因为，要发动农民起来摧毁旧社会秩序的基础，就“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二个方法是“革命有理论”。

    在**看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

    2011-05-1922:16:12

    （续上）

    由于仿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可以将农村中的地主富人阶级，看作是军阀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而将军阀看作是帝国主义继续在中国存在的基础。

    因此，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行动，都自然就目的来说是合理的，而革命过程中的过激行动相对于目的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

    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的必要，即使因过激行为而导致出现对所有富人的不公正问题，也是可以容忍的。

    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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