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2714:39:55

    （续上）

    实际上，两种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需要人民的绝对服从。

    这种绝对服从观念，同样根植于欧洲文明的内部治理传统——没有财产权的平民和奴隶，必须服从他们所依附的主人和国家领袖们制定的法律。

    而且这种服从，建立在对生命权的剥夺基础之上，因为没有财产权的平民和奴隶的天生义务，是服从贵族（国王或代表会议）的绝对统治。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公民权利严格受财产权的限制，或者没有忘记1832年伟大的英国议会改革法案，以10英镑作为获得选举权的条件规定的话，就不会误解这个意见。

    而没有财产权的人（平民和奴隶），只是国家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他们不配享受那些只有公民（有合财产权资格的人民）才能享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因而，在苏联的极权主义社会中，工人和农民这样的无产阶级（没有财产权的人民），只能通过自己的代表（布尔什维克）来行使政治权利，在此之外，他的义务是绝对服从。

    2011-05-2714:41:03

    （续上）

    即使如此，我们也知道，对于广泛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熏陶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要很好地理解上述关于极权主义与欧洲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仍将十分困难。

    因为东西方宇宙观的差异，构成了思维转换上的困难。

    这个困难来源于我们在接受西方宇宙观的同时，仍然在思维习惯中潜伏着东方的宇宙观。

    2011-05-2714:42:34

    （续上）

    主张万事万物平等、互为影响并互为变易条件的中国宇宙观，将事物之间的差异确认为特性的不同，而不是次序上的问题，因而其观念中蕴涵着彻底的平等主义精神。

    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地之间的人，与天地是相互感应的合一关系，而“仁道”则是人群秩序的一种合理境界；

    当代表自然的“天子”不能实行仁道时，他也就失去了作为“天子”的资格，人民可以起而推翻之，是所谓“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人合发，万变定基。”（轩辕黄帝《阴符经》）。

    2011-05-2714:45:17

    （续上）

    西方宇宙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序的结构化存在，不仅宇宙如此，同特性的物质本身也如此，因而构成了一个可以预测、可以精确把握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存在，是决定次级存在的原因和规定，没有这个主导的存在，其他存在便失去了可能性。

    因此，就人类来说，主宰者的思想和意志，将决定其他人的存在和状态；当贵族和僧侣因为时代变迁而退出这个位置后，产生贵族和僧侣的思想和方法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个人意志行将就木时，多数人的意志便是正确的，因为这多数人的意志，与那些出类拔萃的个人意志同样是上帝赞许的。

    极权主义所依据的是个人意志，而民主主义所依据的是多数人的意志；所以一个好的总统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但同时，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可以取代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又或者，代议制的英国可以让国王继续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表，极权主义时代的日本臣民可以为天皇去献身，而民主时代的日本同样以天皇作为确认自己存在的依据。

    **时代的俄罗斯，能够屈服于斯大林的暴虐统治，而放弃**思想的俄罗斯，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来统治国家——人民手中的选票一定是按照人民的理解去投的。

    这种不同之中的相同，恰恰是西方宇宙观在欧洲及欧洲化国家政治生活上的表现。

    2011-05-2714:48:01

    （续上）

    德国、苏联、日本三个主要的极权主义国家，在30年代，均向着与亚历山大和恺撒时期相似的军事化国家发展。

    这种举**事体制，在现代被称为军国主义，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有一个受到民众集体赞赏或绝对服从的国家领袖，领袖奉行的最高原则是：凡对人民和国家有利的就是合法的，至于什么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则完全由领袖或听命于领袖的统治集团决定，希特勒就敢于声称自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执法官”【8】。

    第二，发展军事力量和为了政治目标使用军事力量，成为国家的核心政策，而且将对外侵略扩张以扩大民族生存空间，看成是国家要追求的首要目标。

    第三，为战争而制定经济政策，使工业、商业和贸易处于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人民工作的目的，是为战争和赢得胜利，提供所需要的条件和物资基础，包括摧毁敌对国家经济的商业策略、贸易政策和政治性攻击。

    【8】[德]迪特尔.拉夫著，德意志史，波恩InterNationes出版（中文版），1987年，第291页。

    2011-05-2714:50:58

    （续上）

    世界范围内的极权主义和德、苏、日军国主义的发展，势必将人类拖入以欧洲和欧洲化国家为主体的巨大战争灾难之中。

    不幸的巧合是，东西方的极权主义思想和军国主义政策，在20至30年代期间，已经全部以革命的名义，进入了中国的思想领空。

    更加巧合的是，军国主义之军事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均与蒋中正有关。

    蒋中正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1910年振武学校肄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接受日式军事训练。

    1923年8月，受孙文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便将苏联红军的政治代表制度引入国民革命军，并聘用苏联军事顾问，为**在军中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机会。

    （或许正是这一原因，1927年与**分裂后，蒋中正便驱除了俄**事顾问，也放弃了苏联红军的政治代表制度，开始聘用德国人为军事顾问和教官。）

    1928年，他任命一次大战时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的助手为军事顾问，从此，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开始指导蒋中正的军队。

    德国人将西方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传授给蒋的将官们，与军队对蒋的忠诚结合在一起，使军队成为军事上有效、政治上可靠的力量【9】。

    1933年，著名战略家塞克特将军来华协调蒋中正对苏维埃的第五次围剿，以阵地战摧毁了江西苏维埃政权。

    在德国顾问团的指导下，蒋中正发展起了50多万人德式中央军（所谓嫡系），成为蒋中正军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支柱。

    【9】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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