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3022:03:15

    （）续上

    蒋中正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农业发展政策，也几乎没有为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做过什么。

    尽管为了抑制不平等的土地分配和过高的租佃率，而于1930年制定了《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35％，但一直没有得到各级政府的认真执行，地租则逐渐地增加到使佃户陷入严重贫困的50％左右。

    1932－1935年间，由世界性经济危机引起的通货紧缩趋势，使土地价格狂跌，1934年的土地价格跌至1931年的58％，这对以现金来支付租金、债务和税收的农民来说，压力剧增。

    而1934－1935年间，干旱、洪水、大风和冰雹到处肆虐，导致大部分农作物减产，如1934年稻米产量仅为1931年的34％，大豆减产34％，小麦减产7％，农业产值也由1931年的24.43％亿元大幅滑落到1934年的13.07％【19】。

    这些因素不仅使农村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使相当部分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

    1900年以来，逐渐穷困的农村，到此已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了。

    蒋中正政府势必要为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漫不经心，而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为**通过土地革命赢得农民支持提供了社会基础。

    【19】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11-05-3022:08:13

    【史外肆言】中国农民在近代的贫困状态，从合时开始，难有界定。但大致上是从1900年后逐渐开始的。在此之前对农民影响大的，是江南及华南押租制的出现，后来政府财政因赔款（及贷款、贸易出超）趋向困顿后，农民的生活开始进入不稳定状态，直到1916年后军阀混战开始，乡村社会的治理出现混乱，土地的大规模集中成为无法遏制的趋势，到1923年时，恶化到严重的贫富分化出现。**的农民运动，也正好在这一时期开始。蒋介石真笨！！！呵呵

    2011-05-3022:11:03

    （续上）

    在教育、文学、学术研究、新闻出版、新生活运动等方面，发展和问题都十分明显，介于追求自由主义和政府企图控制自由主义对政府权威消极影响之间，。

    但大体上，以欧美的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推进着城市社会的发展，以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体制推进着军事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以尊孔和重视传统的形式企图阻止由于长期的社会动乱而急剧下滑的社会道德。

    但是，蒋中正军政集团（黄埔系军事集团、军统和中统秘密组织、控制政府经济政策的姻亲系统、地方帮会及政学系集团等）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和不负责任的措施，使其政权既未能顺利地完成由训政向宪政的过度，以使政府体制实现由国权到民权的转型，也没有能在中国传统和西方自由主义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尤其是：（1）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绥靖合作和对城市社会的偏爱；（2）有德国式中央军的武装却不去对抗军国主义日本的侵略，而是用来围剿反叛的**却屡屡失败；（3）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与对农民穷困生活的漠不关心等；使1928－1937年这10年间的蒋中正政权，“外表显得比内里更强大”。

    2011-05-3022:12:10

    （续上）

    徐中约对此的评价是：

    “综合来看，国民政府在头十年结束的时候，外表显得比内里强大。表面上，它似乎正在从混乱状态中锻造出一个“新秩序”……但在这进步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社会经济不公正和积年财政亏空等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1928年确立的三项目标中——民族主义革命、内部重建和社会改革，国民政府到1937年时在第一项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第二项上稍有进展，而在第三项上则彻底失败。此外，国民政府以内忧外患为借口，延长原定起自1929年的六年“训政时期”之举，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们逐渐把这种延长看作是国民党试图以牺牲宪政为代价，拖延独裁**期限的伎俩。”【20】

    【20】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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