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3115:29:58

    【史外肆言】在那样的时代，苏区政府发行公债、向人民借贷谷物，这种经济政策，是具备财政经济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想出的点子。没有史料可查证，但推测，这可能是毛泽民提出的。此君擅长财政经济。如朋友们有这个问题的资料，请不吝赐教。

    2011-05-3115:31:01

    （续上）

    与此同时，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更加敌视的蒋中正，在1933年4月，调集了约25万人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在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再次取得胜利。

    接连失败的蒋中正，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会了改变策略，他按照德国顾问建议的堡垒战术，以70万军队的绝对兵力优势，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步步为营，步步进逼，在不断收缩包围的过程中，以碉堡工事来强化对苏区的围困，并按照“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在国统区推行乡村重建和保甲制度，力争切断红军与包围圈内外民众的联系基础，削弱红军的战斗能力。

    2011-05-3115:32:22

    （续上）

    在蒋中正对中央苏区推行缓慢而有效围困时，**则陷于王明和博古的政治围困中。

    1934年1月，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新设了中华苏维埃17人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被置于主席团之下，尽管**仍然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其权力已转移到主席团和接替**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闻天（1900－1976年）手中。

    1934年7月，一向特立独行的**，在王明（莫斯科）和博古（瑞金）的合谋下，被按照共产国际的一份指令，给隔离起来，禁止他参加党内会议。

    此后的3个月里，他被软禁在瑞金以西100里左右的雩都（邓小平受此事牵连，也被停止了活动），直到10月长征开始。

    2011-05-3115:34:20

    1934年红军撤离江西前，全国苏维埃政权可控制的人口规模约900－1100万人。

    根据**在1936年的估计，江西中央苏区300万，鄂豫皖苏区200万，湘赣鄂苏区100万，赣湘苏区100万，浙闽苏区100万，湘鄂西苏区100万【6】；刘志丹创建的不十分稳固的陕北苏区约有11－22个县，大约200万。

    连同苏维埃地区在内，全国大约有300－400个县、约8000万人受到**活动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在贫穷乡村地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成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

    一种与辛亥革命以来以城市为主要活动舞台的截然不同的革命运动，正悄悄根植于中华大地古老的乡村，顽强地在贫瘠的土壤里成长。

    或者用**的理解来说，旨在将中国的旧秩序和世界的新秩序（欧洲的帝国主义）一起毁灭的武装暴动之星星之火，一经点燃，必将具备燎原之势。

    【6】[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2011-05-3115:37:00

    （续上）

    两年后，那个因采访**，而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时，对红军和农民被动员起来的奇怪感觉所引导，清晰地对这一燎原之势背后的原因,做了猜测性的解释。他写道：

    “无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那个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二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这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新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

    “……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是一种有力的示威，像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1/4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做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7】

    【7】[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2011-05-3115:38:17

    （续上）

    这种要把大众理想化的努力，被埃德加.斯诺理解为一种青年运动，一种有力的示威，一种中国式的启蒙运动——由怀抱伟大梦想的知识青年，摒弃将知识“据为己有”的士绅传统，而到基层乡土中去震撼、唤起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从二千年的沉睡状态下站起来，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的启蒙运动。而这一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以便完成“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秩序的孕育过程。

    2011-05-3115:39:20

    (续上)

    尽管埃德加.斯诺不可能超越西方人的文化视野，去正确理解中国农业－士绅体系文明的基本特征，一如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思想者们那样，错误地将“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企图依靠掌握的知识去“愚昧大众”等，作为中国旧社会秩序导致农民“生活在黑暗中”的原因，但他还是感觉到了红军集体中涌动着的新生命孕育的强大力量。

    这个力量，支持了红军和农民还有工人的联盟，在一部分年轻士子的主导下，建立了一个以红色为标志的政权，并以依靠思想的武装，去勇敢地对抗南京政府的千军万马。

    2011-05-3115:40:45

    （续上）

    南宋以来，中国日趋孱弱的军事能力、日趋静止的思想创新能力、日趋失落的道德批判能力，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国体后，因社会再造的巨大冲动，势必寻求重生。

    在重生过程中，需要承受的生命之痛、所需要的血的洗礼，因蒋中正对革命左派的血腥清洗而开始。

    **和朱德创立的红军和以乡村为依托的武装割据政权，是对抗蒋中正政权之直接而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埃德加.斯诺称其为“合法产儿”。

    而这个“合法产儿”，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反抗被欧洲化命运的历史进程中，追求自强和新生的合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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