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716:51:19

    2、欧洲化与反欧洲化的中庸之道及执两用中方法

    因欧洲侵略而引发的中国对欧洲的对抗，并不是简单地拒绝，而是积极地企图将劣势转换为优势，即使暂时的退让，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这一努力的思想基础，根源于中国人的宇宙观，因为我们相信，事务的强大和柔弱是一种相对关系，善于“执两用中”者，不仅可以找到弱战胜强的方法，也能实现强和弱的转换。

    在这一中庸之道的指引下，正视而不是规避欧洲的优势，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对待自身的不足，将是正确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此认识基础上，魏源提出的应对危局的基本策略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白话含义是“学习西方是为了对抗西方”。

    正是这一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特的逻辑，促成了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运动。

    2011-06-0716:53:39

    （续上）

    这一运动与俄罗斯和日本的欧洲化社会改造并不相同。

    它们的策略和目标，是使自身通过欧洲化运动，最终与欧洲保持社会和思想的一致性，从而使自身获得欧洲那样的商业和军事能力。

    但中国人的策略，只是为了通过将西方的优势转化为自身的优势，以实现化解西方“吞噬之计”的目标。

    不仅洋务运动是如此，变法立宪运动是如此，共和革命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是如此，国民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也是如此。

    这一系列努力，构成了中国式的“欧洲化”进程：从学习欧洲的器物制造开始，进而根据社会变迁的需要，去学习欧洲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民权共和）和思想文化。

    当这一系列努力都归于失败后，便转向利用欧洲的社会革命方法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的自由斗争精神，开始了伟大的以改造中国人自身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了，即人自身的革命。

    由人的革命，引出的实现民族复兴和自强的另一条线索是：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陈独秀的新青年，再到**的革命战士，遵循着的是王船山的“心学”之法——在梁启超这里是“新民”，在孙文这里是“革命必先革心”，在**这里是“动天下之心”；

    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则是这三种角色（少年、青年、战士）的奇特结合。

    2011-06-0716:56:01

    （续上）

    即使如此，在学习欧洲过程中，民族传统和欧洲文明的关系问题，也始终是一个困扰，直到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辩后，才大致有了头绪。

    后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严复将体用之辩，修正为“体用一致”观念，才使学习欧洲的社会运动走上了正道，为经世之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确立了概念基础。

    1901年之后推行的新政与立宪运动，即体现了“体用一致”的思想。

    但这一思想，在共和革命冲击下，向着中学为体的逆向移挪。

    因为宪政本为“君主”所用，经历辛亥革命，君主已经被推翻，以民权为思想基础的“共和”这一西学的圭臬，便堂而皇之地从“体－用”关系中反转过来，成为显学，而且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反客为主，取代中国传统思想成为城市社会的主导思想，导致中学的本体地位被西学所取代。

    从中学为体到以西学为体的转换，大约用了近20年时间（1898年张之洞做《劝学篇》，1915年陈独秀做《敬告青年》）。

    在这样短促时间内所发生的快速思想转换，不仅造成了思想界的混乱，更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混乱。

    矫正这一混乱趋势的努力，使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转向了资本主义商业共和国的反面，即转向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了，对陈独秀来说尤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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