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622:56:14

    （续上）

    作为面临欧洲化前景时，被迫臣服或自愿效仿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中国选择的是一种坚决对抗的策略。

    其实，这种对抗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长达百年的中国与欧洲诸国的商业贸易中，中国一直企图将中欧贸易限制在自己所认可的规则中。

    尽管英国以炮舰政策摧毁了广州的关防和广州贸易体制，但这并不能使中国像其他遭遇同样压力的国家那样屈服，而是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对抗情绪，既连接受欧洲宗教思想的洪秀全们，也没有在其天国运动中寻求欧洲人的帮助，而脱胎于莫斯科控制的第三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最终为了摆脱莫斯科的影响，而在20世纪60年代不惜与苏俄决裂，也是这一对抗历史的一部分。

    可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在对抗欧洲影响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革新的历史。

    2011-06-0622:58:21

    （续上）

    欧洲的入侵和中国的反入侵之间，在性质和策略上的差异，使中国的社会重建运动，长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寻找并不存在的平衡。

    策略上的分歧，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演变为政治和方法上的纷争，而当一切策略都尝试并失败之后，惟有采取“以其矛陷其盾”的不是策略的策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乡村社会的革命运动被发动那天起，凡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东西，都被作为反抗欧洲主体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所否定的东西，用来作为革命要摧毁的对象，

    如代表财产占有权的地主和富人，

    代表正统思想的传统文化和思想，

    代表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

    代表喻示资本统治权的父权和宗法力量（封建主义）等，

    都被理解为阻碍新社会体系建立的腐朽基础，必须予以革除和扫荡。

    所以乡村中的地主要被革命，城市民族资产阶级要被革命，孔家店要被打倒，父权和宗法制度要被推翻，而在城市无产阶级还无法胜任这一伟大使命时，乡村中的贫民自然就成了革命的主力军。

    衣衫褴褛的红军，敢于扛上穿着制服的**，也就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了。

    2011-06-0623:00:00

    （续上）

    实际上，在侵略和反侵略、欧洲化和反欧洲化的博弈中，中国人历经坎坷和磨难，已经超越了自身的历史和东亚平原，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将东方文明及思想与西方文明及思想，按照《中庸》所推荐的方法，“执两用中”了一回：

    使西方文明反叛者——马克思——的思想，中国化为中国革命者——反抗西方反抗传统的**人——的思想。

    因而，经过重建的中国社会，既不可能是传统的，也不可能是西方的。

    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似与《史记》言周祖后稷之母践巨人足迹而孕后稷，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1-06-0623:02:55

    （续上）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也不是完全自在的，它不仅受到反欧洲化的苏俄的影响，也受到德国式军国主义及其思想的制约。

    这种影响和制约，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惑，并逼迫着中国革命者到传统经验中，去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不仅阻止中国革命者简单地按照苏俄模式推进红色革命进程，也阻止了蒋中正政府在德国式军国主义方向上走得太远。

    十年乡村革命的最重要经验，是实际上消除了不分青红皂白按照欧洲或欧洲化方式重建中国社会的可能性。

    对此，埃德加.斯诺比一般人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旧中国这个子宫中同时孕育了两个卵细胞，而且都是从国外受精的。因此，有意义的是，举个例来说，**在组织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国的固然很多，而蒋介石总司令则不仅利用意大利轰炸机来轰炸他们，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会来组织他的**的新生活运动。”【1】

    【1】[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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