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58节

作者:居原氏
    2011-06-0814:24:34

    3、社会重建与共和国体的成立前提

    在传统社会结构随着帝制国体倾覆而瓦解的过程中,旧结构不是以消亡的方式土崩瓦解,而是以自我革新的方式实现重建,以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其中儒家经世之学的复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顽强地抵抗欧洲化和重建新国体提供了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

    正像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经世致用思想,经顾炎武、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在近现代开始复兴,使儒家的明道救世学说,取代程朱理学的道德虚无主义,成为中国人实现民族自强和文化新生的主要动力。

    2011-06-0814:25:50

    (续上)

    与此同时,同样得益于这些杰出人物的努力,中国人注意到了欧洲工商业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成就,以及这些力量在欧洲实施商业掠夺和军事征服中的价值,开始从以农为本、农工商并重的传统,转向以工商为重的方向,王滔及郑观应提出的以商止战、以商制夷的观念,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欧洲化进程中,被输入或被引入的有关宗教、政治、社会、科学、贸易等思想、观念、主义及经验中,真正为中国人持久接受、并受到几乎所有人认同的思想,是经过严复修正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次是作为思想而非技术方法的科学主义;

    受到争议最多的是作为欧洲文明标签的民权思想及自由主义,以及作为反欧洲传统的马克思学说及社会主义。

    2011-06-0814:26:43

    (续上)

    而欧洲化的实质,是建立在城市社会基础上的商业力量扩张,以及为商业力量扩张提供全球市场和资源保障的军事力量的成长;

    而商业力量和军事力量背后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思想与生活形态,只不过是建立在西方宇宙观及社会传统之上的文明表象。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欧洲化进程中能够取得比较一致意见的,是通过发展工商业以富国,并由此增强脆弱的军事力量以强兵。

    2011-06-0814:29:22

    (续上)

    然而,使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转向商业-军事体系文明,甚至仅仅是发展工商业和现代军事力量,都绝不是能够轻易达成的目标。

    因为横亘在东西方之间宇宙观的差异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尤其是推崇民权及民治目的的差异,使这一明确而单纯的目标,始终被钳制在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博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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