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717:22:03

    【史外肆言】按我的理解，陈独秀在近现代历史上是半个“思想家”，且在其晚年的窘迫处境中，这些思想才得以形成。这便是《我的根本意见》中对中国及世界局势的分析和判断。他的分析大多数是准确的，因为这些分析所基于的思想认识是他自己的，也是历史的。

    2011-06-0717:23:29

    （续上）

    如果不是将“独裁”，看作是“民主”的必然对立面，而是看作在时间范畴中可以发生转换的两种基本的社会状态，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看，向侵略者学习他们的军事之术、商战技能和政治制度，是确定无疑符合中国人的宇宙观的。

    而使陈独秀陷入道德困境而不是思想困境的，其实是他企图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西方思想时，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欧洲人了：

    ——发生了自我迷失！

    2011-06-0717:25:14

    （续上）

    迷失自我问题，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孙文长期处于这个迷失之中，而忘记了列强并不会因为他奉行的民权思想和共和政体来自于欧洲，而会自愿地支持中国革命。

    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则将自己迷失于共产国际的城市工人阶级革命理论之中。

    蒋中正则多少与他们不同，他不仅迷失于列强的军事力量之中，也迷失于自己根本并不认同的基督教礼仪之中——权力和财富从来都是获得救赎的最佳捷径。

    惟有处于欧洲化浪潮边缘的年轻时代的**，没有迷失，他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民权思想和共和政治中国化，由此产生了“新民主主义”这样的思想范畴和政治范畴，进而有“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国家政权原则；

    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相生相克观念、对立统一范畴，或许有些奇怪，但却真实地结合在了一起，以此而期望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7年《致黎锦熙信》）

    2011-06-0717:28:43

    （续上）

    **为“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所设定的前提，是“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但1917年的**，似乎还并不完全清楚，他要改造的哲学和伦理学是什么，至少肯定不是指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伦理学（这样的提法在当时并不多见），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1917年的**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唯一可能的，是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所学习的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了。

    但**在1917年提出的这个宏论，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时，给予了认真的实践，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由此形成用以变换中国**人思想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思想。

    他在1936－1937年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都是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

    不过，详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重要阐释，更多地根源于中国的宇宙观——对立（矛盾、斗争）是暂时的，统一（变化、共存）是永恒的【8】，而不是西方的主流宇宙观。

    而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精髓的对立统一思想，实际上与《中庸》倡导的“执两用中”，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

    其不相同的是，事物之间的强弱、由此及彼的转化，在《中庸》看来，是万物皆具有的本性，按其本性行事即为道（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而马克思主义，则特别强调事物的“矛盾”和“斗争”特性，对事物变化的重要意义，而基本上否定了事物和谐共存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在**晚年时，由于他过度强调了事物的“斗争”性，而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迷局之中，并引发全社会集体迷失。

    【8】**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01页。

    2011-06-0717:30:33

    （续上）

    东西方宇宙观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与被西方欧洲化之间的不同。

    如果中国人学习欧洲与中国社会的欧洲化，遵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实用主义原则时，则两者既保持着一致性；

    但当欧洲化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基础，或根本价值观念时，便会以遭遇强烈抵制的方式，或以社会革命的方式，使欧洲化倾向得到校正，甚至表现为欧洲化进程的被迟滞或中断。

    欧洲化与中国社会革命之间的这种奇特关系，在近现代世界文明的欧洲化进程中，堪称独一无二。

    2011-06-0717:34:47

    （续上）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可以发现，中国在近现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以自己的方式去勇敢地面对旧秩序瓦解的痛苦局势：

    （1）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之后，是经世之学的复兴和洋务运动的兴起；

    （2）甲午战争之后，是义和团民族主义的勃兴；

    （3）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是推行新政和君主立宪运动；

    （4）辛亥共和革命之后，是共和与**和（帝制复辟）的较量；

    （5）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全盘西化欲推进的中国欧洲化进程，被五四广场运动和工农运动所终止；

    （6）而导致中国破碎和混乱的军阀割据与南北军绅政府对峙，被1924年兴起的国民革命军所肃清；而当蒋中正的军国主义崛起之时，与之对抗的是**人在乡村掀起的庶民政治的社会改造试验；1936－1937年，当日本这个欧洲化国家欲将中国征服而成为其殖民地时，张学良－**－抗日民众与蒋中正军政政权之间阴差阳错的政治较量，促成了全国联合抗日阵线的建立。

    2011-06-0717:36:21

    （续上）

    对于中国这样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来说，急遽的欧洲化，不仅风险巨大，也根本不可行。

    姑且不论欧洲化是否应该的问题，仅就欧洲化的可能性来说，如若社会本身的文明尚不深厚，或不具有自身坚定的文化内涵，接受另外文明的可能性会大些，如若社会文明本就深厚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惠及于创造它的人民，要在短时间内去接受另一种文明，也大抵不可能——不管主观上如何想去这么做，都将无济于事。

    这也是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勇敢地通过学习欧洲，并受欧洲社会思潮的影响，而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革命，无不在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后，才被放弃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的自我迷失现象，常常是加重了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使社会重建的努力，向更加激进化的方向发展。

    2011-06-0717:38:46

    【史外肆言】这小节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立场。当然，或许很多朋友会对此有诸多质疑。这也是我希望听到的批评声音。如果基于事实而不是主义和概念来进行讨论，将会矫正历史观问题上的一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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