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1015:40:33

    （续上）

    彭真所提供的经验中，佃户将根据**推行的二五减息政策【12】，所减租息偷偷还给地主的行为，说明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那样的紧张，尽管不乏佃户担心减租息后地主的报复，但在同姓村庄占主体的乡村生活共同体中，族内大户对同族贫户负有照看及提携的责任，这是作为乡村社会领导者要履行的基本社会义务。

    而一旦他们因减租减息或者按照**组织的活动的要求，在斗争会上指控或者控诉了东家时，佃户们就很难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因一方占了另一方“便宜”，且使另一方大丢面子，相互之间的不满和痛苦甚至仇恨便悄悄的结下。

    这种痛苦或仇恨，总是因为在根据地**产党势力看似长久的存在，而愈发使佃户们胆子大了起来，相信清算大户的行为，可得到**的“撑腰”。

    而**的政治工作者，则“帮助农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成分，克服命运思想和逆来顺受的态度，总之，鼓励他们去行动。每一行动都使下一个行动更加容易，并且断绝了一切后路。”【13】

    【12】这是抗战期间**在根据地推行的著名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将地租控制在37.5％，约比平均地租50％减少25％。这个地租政策，与国民党政府1931年制定的政策是一致的（即地租规定为收成的37.5％），但国民党从没有认真执行过。**在承诺不以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后，希望通过减租减息政策，获得民众的支持，同时防止地主和富人将土地税直接转嫁给佃户或债户。

    【13】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1页。

    2011-06-1015:42:43

    （续上）

    **通过这种隐蔽的“阶级斗争”方式，将半巩固区中的阶级关系颠倒了过来：

    原来处在乡村底层的工人、贫农和中农，在专区、县、乡、村代表会选举和**的扶持下，成为乡、村代表会议多数派成员，而地主、富农和商人这些传统的领导者，成了乡村政府和代表会议中的少数派。【14】

    这样，**便通过组建抗日自治地方政权和民意代表机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以减租减息为主的经济改革措施等，实现了对根据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变，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领导者。

    【14】时任**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根据对冀中区定南、深泽、安平、饶阳、博野、清苑、蠡县等七个县的统计（1941年），工人、贫农、中农占全体公民总数92%，他们在各级代表会中的当选人数，村为87％，区为92％，县为82％；地主、富农、商人占全体公民总数8％，在各级代表会中当选人数，村为13％，区为8％，县为18％。因选举，富人成了少数派。数据引自：《彭真文集》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

    2011-06-1015:48:02

    （续上）

    在这个过程中，比较痛苦的是地主和富有的望族，他们本质上与一般民众一样是抗日的，但他们有财产的拖累，国民党的溃败，使他们不能依靠政府来保护家族财产，所以那些特别富有的人家，便建立了自己的民团式武装，以便在混乱的局势下保护自己的家人和财产，也有些人通过与地方武装或帮会结盟的方式来保证安全，也有少数选择投靠日本人来自求平安，他们便成了汉奸。

    这是他们在根据地建立之前的主要自救方法。

    根据地建立后，这些方法便行不通了，汉奸在铲除之列，帮会、民团和土匪武装大部分被吸收进了抗日队伍，其余被**解除了武装。

    所以，在地主和富户与**武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敌对情绪，而此前**搞“赤化”运动的名声无疑会加重这种情绪。

    所以温和的政策，如向地主保证不没收其财产，他们可以继续收租，以争取他们合作便是必须的；在这种背景下，减租减息政策的小心执行，就是必要的，只要能达到对根据地社区的控制和动员农民的目的就行了；激烈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做到这一点【15】。

    而灵活地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按照统一战线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成为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在1940年8月，**出台了“双十纲领”，以便纠正过火的行为，这即彭真所说的“使双方斗争约束在一定范围内”。

    【15】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4－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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