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1016:04:34

    （续上）

    边区总人口为140万人，曾经在1936－1937年间供养着约9万人的红军队伍和**中央机关人员；这一时期，苏区费用开支为每月32万元，40－50％的费用来自没收地主和富人的财产。

    但到了1940－1941年的时候，留守边区的正规军约4万人，其他武装约22万人，党和边区政府的专职人员约8000人，算上专职人员的家属应有2万人（估计这一数据时，应考虑部分家属自身亦是党的专职干部），此外还有大量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青年涌入延安（数据不祥，估计总数在1－2万人），这些总数近30万人的吃穿用费用，委实不是个小数目。

    另外两个因素更是边区财政雪上加霜，一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硬通货匮乏，二是依据公开宣布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再通过没收地主和富人的财产来擭取经费；即使想没收，富户们的财产经多次剥夺后，也所剩无几了。

    2011-06-1016:07:21

    （续上）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问题，边区采取了几项重要的措施，这些措施预示着**政策的调整，并对建国后的社会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首先，是将原先只向10％富户征税的政策，改变为向所有人征税，且税率大幅度提高，将谷物税由1937年的0.8％提高到1941年的13.6％，提高了17倍。

    允许的纳税方式有三种：谷物、稻草和羊毛、现金。

    享受了几年不纳税好处的农民们，对此反应强烈，便以推延或尽可能少缴税的方式表达不满，最后迫使将约20％最贫穷（人均年收获100斤谷物以下的家庭）者被免除税负。

    1941年，为缓和因税赋过重，而引发的普遍不满情绪，**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紧急指示，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旨在用一种税收取代另一种重利盘剥；此后税率被逐渐降了下来，1942－1945年间的数率分别为10.7％、11.3％、9.1％、7.8％。【18】

    看来，农民因支持土地改革运动而获得的好处，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不被征税的保证。

    【18】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5页。

    2011-06-1016:08:30

    （续上）

    第二项重要措施，是重新发行边区货币陕甘宁元，并开征被**指责过的“苛捐杂税”商业税，对各种商品和商业活动课税，私人企业也被纳入征税的对象。

    结果是，1941年共征商业税约800万陕甘宁元，折合3万担谷子，勉强可解决2万多人的口粮问题。

    2011-06-1016:12:44

    （续上）

    第三项措施，是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称为自力更生。

    不参战士兵、干部和青年被要求去开垦土地。一时之间，在边区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王震的三五九旅成为生产运动的楷模。

    1943年时，王震声称，三五九旅80％的东西可以自给自足。

    这种中国古代的屯兵制度模式，被**用革命的理论一修正，一种军事化的生产方式，便为建国后推行农村集体化劳动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在1937－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从860万亩增加到1520万亩【19】。

    增加的耕地，一部分用来种植对前线作战和边区内工作至关重要的棉花，使棉布生产快速发展；而资源开采以及畜牧业也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使边区的工业具备了初步的规模。

    这可有效缓解蒋中正对边区的封锁，引起的各种生活用品紧张状况。

    当然，奢侈品香烟的供应也成了问题。嗜好烟草的**，便在大生产运动中，在自己窑洞的旁边种了一小块烟叶，以便在抽烟问题上实现自给自足。

    （呵呵，不容易啊）

    【19】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11-06-1016:18:06

    （续上）

    第四项措施，是推行“精兵简政”和“深入基层”政策，将县乡一级政权和日益膨胀的军队机关规模减少。

    被减下来的人员，又通过“深入基层”政策，将他们充实到种地、开荒和纺织一类的生产活动中，尤其是开始了将知识分子下方到基层的做法，以便使他们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磨练，也随便在地方政权中发挥他们的特长。

    整风运动开始后，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深入基层磨练的队伍中，以帮助他们改造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毛病。

    这一试验，成为反右运动期间大量知识分子被圈禁在干校和牛棚中接受改造的范例，也成为文革后期总数3千万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开端。

    2011-06-1016:21:53

    （续上）

    这些措施和运动，对缓解边区政府的经济困难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

    因此，边区政府只好采取赤字政策和摊派徭役的办法，来解燃眉之急。

    这第五项措施，尽管并不为**完全赞同，但还是不得不为之。

    对此，**认为，这种自欺欺人的财政和征用人民劳役的方法，不是长远之计，他说：

    “空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我们工作的基本点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要给人民东西。那么我们能给人民什么呢？就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条件而言，我们可以组织、引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安德鲁-沃森编《**和边区的政治经济》）。【20】

    【20】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5页。

    2011-06-1016:23:11

    （续上）

    可惜的是，除最后一句话外，**所说的“我们必须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被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乎忘记了。

    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即革命的目的是给人民什么呢？

    是增加人民的物质财富？还是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如果是提高人民的物质财富，则剥夺地主和富人的财富，就明显地不符合这一革命的目的。

    而提高人民政治觉悟的目的又何在呢？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可轻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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