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621:25:22

    【续上】

    由于长期以来对1912年革命前后，我国农村生活及农业生产缺乏明确而客观的官方评估，以至于大多数人将那时的情况设想得比较糟糕，这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不一致。

    至少，1912年前的中国农民，拥有约60％的可耕种土地，比英国农民状况要好；

    英国农民在1832年时只拥有土地不到30％，70％以上的土地为贵族和新兴的商业阶层所控制（500个贵族家庭拥有50％的土地，1300个绅士家庭拥有20％以上的土地），且这种情况以至延续到一次大战前后。

    2011-07-1621:27:30

    【续上】

    在这种理解（误解）中，有四方面的情况需要注意。

    一是佃农并不一定比自耕农生活艰难，特别是那些佃农兼自耕农的家庭，家庭收入可能比纯粹的自耕农要好。

    二是长江流域和南方种植水稻的省份的租佃率，要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要高，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南方的农民运动要比北方容易得到支持；其实，水稻种植的效率通常比小麦的种植效率高一些，因此地租负担率南方高过北方，并不一定说明南方的农民会比北方的农民生活艰苦，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三是押租制的出现可能是破坏乡村社会关系的最主要原因。民国政府内政部1932年的调查，发现220－300个县流行押租制，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水稻种植地区。而正是这些地区为工农革命提供了最初的试验和动力。

    四是农业税赋的不公平分担问题。农业税赋通常由省或县征收，地方豪绅与政府人员勾结串通是正常现象，这就必然加重自耕农的税赋。

    同时，没有对地主或豪门望族占有的农业剩余征税（即奢侈性消费部分未征税），这使政府对农业投入的能力受到限制，也扩大了乡村社会税赋不公平分担的程度。

    2011-07-1621:31:24

    【续上】

    但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农民的穷困生活和社会的不公平状态，使一场工农革命在中国成为可能并最终取得胜利，只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方式之一。

    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还对乡村有着强烈的依赖，即中国的欧洲化进程，是按照中国的方式而不是欧洲希望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进程中，城市仍然没有获得新力量载体的全部资格，而工业及其工业运动的产物——资产阶级，还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富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依靠对农村的残酷无情的牺牲来增进自己的财富。

    也就是说，促使中国工农革命的原因中，社会不公平只是一个次级动力因素；

    而最重要的动力因素，是中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来重新构建已经离析的社会秩序。

    在由旧秩序到新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乡村的重建和乡村与城市共生关系的建立，将为转变提供首要的、根本的动力。

    辛亥革命后，乡村秩序在帝制被推翻后也面临着重建或改造的任务，但这个任务却没有被纳入革命进程之中。

    2011-07-1621:37:11

    【史外肆言】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动力因素，是理解新中国社会政治局势的关键。正如上述结论那样，表面上看，土地占有的平均衡状态为土地革命提供了合法性，但这种不均衡状态，其实并不是农民积极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

    乡村革命的本质问题，是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和乡村与城市共生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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