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900:01:49

    【续上】

    土改运动在广东刚开展时，一些地主逃往城市，或移民出国，留在农村的，则希望利用**的政策，来尽量使局面对自己有利。

    主要的办法包括：一些人放弃了部分财产，一些人借出或隐藏部分财产，一些人答应给农民额外的好处以便他们可以在斗争会上给自己宽容，而同村、同姓、同宗的农民常常很合作；加上大家本来并没有什么真正过不去的矛盾，大多数地主也往往是村中宗族的领导者，农民们存在着不愿意在“斗争会”上批判地主富农的倾向。

    另一方面，一些地主利用朋友、亲戚是干部的关系，希望受到优待，不少地主向干部馈赠礼物，甚至把女儿嫁给干部。

    地方干部认识到农民不愿意斗地主，于是也采取让斗争会这个程序快点结束，而后迅速划分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策略。

    这种现象的出现，被**领导人看作是土改工作中的大问题，即没有通过使地主威风扫地并团结和教育农民，达到树立**威信、巩固新政权的目的。

    **所期望的土改及其政治效果，则是将农民对于地主富农等富人的愤怒激起，通过斗争大会，使地主在新政权革命的强大威力面前“向群众低头认罪”，保证农村的权力从地主富农手中转移到彻底服从**的新领导手中。

    2011-07-1900:04:22

    【续上】

    土改政策突然转向强硬，使很多游击出身的广东地方干部（全部干部中的三分之一【15】）感到极为窘迫。

    他们与广东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游击队的事迹成就了他们的身份和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但他们尽全力开展的土改运动，现在则被中南局土改委员会宣布存在着路线和方法错误。

    但这或许并不是使广东地方干部窘迫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新的激进政策的本质是划分明确阶级界限，严厉处理富农、地主及传统农村社会秩序中的领袖人物，如广东最大的地主方十三是方方老家邻村人，是方方的一个亲戚。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方方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那么支持激进的土改政策，但方方肯定清楚他的这个大地主亲戚，是不是做过什么可称为罪行的恶事来。

    【注15】在广东的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成员总数达到12.3万人，包括1万名由北方入粤的军人。

    2011-07-1900:07:00

    【续上】

    过去，我们一般从政治或经济政策角度或理论认识角度来分析土改或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政策失误。

    这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导致错误的核心问题，不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犯同样的错误，而每次都能找到主观或客观的原因。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去批评过去特别是以《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代表的**对1953－1978年间政策失误的反思不够深刻，以邓小平为主的改革派对那些问题的反思都是中肯的。

    问题在于，即使在进行这些反思时，所使用的方法和概念本身，因沿袭着革命时代的习惯或思维定式，而很难从理论的泥淖中将真知灼见突显出来。

    比如，在中国社会的本质结构中，并不存在像西方那样基于阶级的体系（前面探讨过的乡村生活共同体概念）。

    在乡村中，更多地是基于同村、同姓、同宗、同学、同事这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比如，某人可能在村中并不富有，但从宗族来说，由于他是长孙一支，而会获得族长的受尊敬的地位；再如，学生即使发达了，当面对比他贫穷的老师时，一定不能失了恭敬之心。

    这种特定的人和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被**的理论理解为是混淆了阶级界线，处于这种现实关系中的农民，被认为“阶级意识水平低下”，而广东的地方干部们则被赋予了提高农民“阶级意识”的政治责任。【16】

    【注16】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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