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900:09:13

    【续上】

    更难办的是，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自治特征，在广东这个华南地区，较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尤其是韩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土地占有量也较北方地区为少，大地主往往很少，多的是小地主；

    近代以来的通商风气，也使这一地区较其他地区表现出更多的商业性，部分地主的经营中心其实并不在土地上，而是在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工商业里。

    有如今天很多进城经商的人，将田地和祖屋留在乡下那样，族长或许并不是地主，乡村中的旧领导者并不是新政权中新领导的反对者，而“可能”破坏新政权领导基础的乡村中的旧人物，只是名义上居住在老家，他们的活动重心和生活重心有可能根本不在乡村。

    即使乡村中的那些地主，因以小地主居多【17】，基本上找不到**阶级斗争理论中那样的人剥削人的现象，这为“阶级斗争”平增了困难。

    【注17】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2011-07-1900:12:20

    【续上】

    正如傅高义在广东“看到”的情况那样，南方农村家族群体一般比较大，有时全村就是一个家族，在这样的村中，**干部很难用阶级仇恨的逻辑开展村中穷人斗争富人的工作，而来自外人的压力有时可能还会有助于强化家族的团结。

    或许令工作较为被动的是，广东**干部中也很多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其比例决不会较邻省广西为低。

    在广西的一次土改干部培训班中，500多名干部中，13％有地主背景，5％有富农背景，24％有小资产阶级背景。

    中南局为了加强对广东土改的工作力度，自1950年底开始将大批与广东基层社会没有私人关系的北方干部派往广东负责土改，几乎全省县一级党委的关键位置上都由北方干部取代了原来的本地干部。【18】

    土改工作队也积极地采取各种推进阶级斗争的方法，如鼓励一个村庄的穷人去批判邻村的富人，或者，将不同村庄的穷人集中起来，使他们合作起来去斗争几个村庄的地主，以免他们单独面对自己村里富人时的尴尬【19】。

    但这种方法也不会完全都有效，正如傅高义分析的那样：

    “但贫农和中农结成新的社会联盟以反对富农和地主常常和现存的社会结构格格不入。阶级仇视的基础有时也存在，但这种基础决不是普遍的。土改前的减租（政策），目的是为了提高阶级觉悟，而提高阶级觉悟的工作给当地干部添加的负担比只是占用、重新划分土地要繁重得多。事实上,必须动用军队和民兵的武力才能使运动进行到底。”【20】

    【注18、19、20】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95、99页。

    2011-07-1900:15:05

    【续上】

    此外，对地主更严厉的政策，对地方干部来说，也会产生诸如道义上的责任问题，因为这常常会违背地方干部们所具有的正义感，并且会造成是否会赢得群众支持的实际问题。

    传统的伦理道德认为，尊重以前建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道德要求，对地方联系的背叛，则违背了地方民众的情感，也不能让群众亲近或喜爱**及其干部。

    1937－1949年游击战争期间，广东的地方党员遵循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许多地方党或游击队成员曾劝说乡村中的领袖，如果他们与**合作，解放后将会获得政策上的优待。

    而现在，地方干部们面对乡村中地主时，他们十分困难地要在兑现战争时期的承诺与党的强硬土改政策之间取得平衡，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保持对党的政策的忠实执行之间的艰难选择，使很多地方干部左右为难。

    面对这样的局面，地方干部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方面劝导地主们放弃土地，分给贫农，一方面不去对地主们进行严厉的阶级斗争，尽量不去危及地主们的生命【21】。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因为这种道德困境，而使地方干部们对那些确有严重罪行的地主们心慈手软。

    【注21】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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