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14节

作者:居原氏
    2011-07-1900:16:42

    【续上】

    解决广东地方温和的土改政策与中南局(代表党中央)强硬政策之间问题的方法,是由与当地较少私人关系的北方干部来推进土改运动,尽管这会引起地方干部与北方干部之间的情绪对立,但地方干部也意识到这样的安排会减轻他们的道德压力。

    这样,1951年以后,广东的土改工作基本上由两种干部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

    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由土改工作队来进行,每个村的判定过程都分为三个阶段。

    2011-07-1900:19:26

    【续上】

    第一阶段,由广东的干部组成小分队到各村进行调查,然后按阶级成分划分标准进行成份判定,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黄单(写在黄纸上)。

    第二阶段,将黄单交由乡镇进行第一次审批,形成红单,再对红单进行第二次审批形成白单。

    第三阶段,将白单交由更高一级的土改工作委员会——大多数情况下是北方干部——决定。

    为保证土改工作不因地方干部的温和思想而受到干扰,一般情况下,党的上级机关为每个村庄设定了非正式的相当僵硬的划分地主、富农的百分比,干部得完成这个百分比。

    由于前述原因的存在,通常以地方干部为主的一线工作队推荐的名额达不到百分比的要求,这时,便由中南局主导的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北方干部们来决定增加被划分为地主、富农的名额。

    因此,许多在第一轮没有被划分为地主的人,后来被划分为地主,最后被贴上可怕的白单。【22】

    【注22】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7-98页。

    2011-07-1900:22:07

    【续上】

    尽管如此,许多农民会与土改干部合作分土地,但对斗争地主富农却仍然表现消极,1952年2月26日的《南方日报》曾用一首新诗形容这种情况:

    干部拍手拍到肿,

    积极分子喊到道嗓子哑,

    落后分子平安无事睡大觉,

    恶霸地主还没低头。

    2011-07-1900:24:35

    【续上】

    随着土改的推进,地方干部开始被要求纠正个人错误——大多数错误属于道德上的不当,当地干部并不总是用道德力量来抵制村民为保护生命或财产而用的金钱或美色诱惑,且这些错误都是当地干部所犯,北方干部因为语言不通一般不会被派往土改工作第一线,不会受到金钱或美色诱惑。

    还有一类错误是因为“五同关系”(同姓、同宗、同村、同校、同单位)产生的当地干部照顾村民的情况。

    所以,在对阶级成份结果的再检查中,许多地方干部的错误被发现,为此专门为在土改中犯错误的干部设立了一所特别纠正学校。

    这样,在土改运动结束时,广东除至少有28000人(地主或恶霸)在土改和肃反运动中被处决外,大约6000名北方干部(包括1951年4月约1630名军队干部)取代了地方干部,县一级党委的关键位置为北方人占据,以前的党委书记被安排留任副书记。

    尤其是1952年陶铸受命到广东主持实际工作后,北方干部在几乎所有领域取代了地方干部的作用,成为事实上土改的主导者。

    作为陶铸的助手,**在粤北地区指导土改工作整顿运动时,有1000多名干部被撤职。

    方方因为拒绝采取激进的土改政策,而在1953年被调往北京在侨务委员会任职,他的工作助手大多被整改,广东80%以上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当地干部失去了原来的领导职务。【23】

    【注23】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99、101、106-108、110页。

    2011-07-1900:26:27

    【续上】

    广东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重要策源地及其为革命提供强大动力的地区,在土地改革中完成了自己作为革命力量主要来源地的历史使命——强大的地方主义为中央势力所取代。

    这个以秦末汉民族文化传承为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地区,不得不在北方革命者的渗透下,接受新政权的政治逻辑和社会秩序规则。

    而使汉文化得以保持的象征性基础——以村镇为纽带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结构,在土地改革所必须的“斗争”会上开始被砸碎,那些对砸碎这个生活共同体结构稍有迟疑的广东本地干部,在土改过程中也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影响力。

    广东在汉初赵陀建立南越国2200多年后,被重新完全地融入中国天下一统的政治世界中。

    2011-07-1900:29:21

    【续上】

    1949-1953年波及中国乡村社会每一寸土地的土地改革,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砸碎帝制时代乡村社会的生活共同体结构,并且斩断维系乡村与城市关系的纽带——生活在城市的士绅共同体上层和生活在乡村的士绅共同体下层之间基于乡土的紧密联系,

    ——如同将广东地方干部与乡民的关系斩断一样,从而保证新政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统治和治理模式的稳固。

    不过,这还远没有达到**领导人的目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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