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422:10:30

    【续上】

    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

    工业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从传统的士绅中产生了新独立知识阶层和新资产阶级，而在他们之前的那些老式绅商阶层，也开始向后代转移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身份。

    或许对城市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这些绅商和名流中那些年轻的、接受过国外教育或出身于华侨的新实业家（如陈光甫、荣氏兄弟、简氏兄弟）和新独立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的联合，他们构成了一个拥有新技能、新思想、新实业的社会集团。

    这个集团被《剑桥中华民国史》称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资产阶级”，并认为他们“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对国家权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础之上的。”【14】

    而晚清时期逐渐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士绅阶层，在城市发展、代际更替、因革命而引起的社会变迁中，逐渐衰落了。

    【注14】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45－747页。

    2011-07-2422:12:01

    【续上】

    费正清们分析道：

    士绅阶级衰落之后，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绅商中占了主导地位，团结大部分“旧制度”的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后者继承了其改革创新精神。这样的资产阶级丝毫没丧失其典型性，相反，却是真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社会。但是这个都市社会，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外了；其进步和西化——这必然与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其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中国怎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所统治呢？”【15】

    中国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统治吗？答案是否定的。

    【注15】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50页。

    2011-07-2422:13:37

    【续上】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研究的，是《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作者们。

    针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如下介绍，大多来源于他们的成果，【16】只有个别的问题与其看法略有差异。

    在近代中国，一直得到政府支持的工商业及其投资于工商业的绅商们，由于袁世凯的独裁作风及苛捐杂税、得到商界支持的反对袁氏复辟的运动、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与政府分道扬镳。

    远离政府后，在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梦想在社会中创建一个繁荣安全的孤岛，这一孤岛是一个文明、进步、充满博爱的社会。

    张謇要把他的家乡南通建设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买了1000亩地，计划建设一个模范社区。

    另一种倾向是积极地寻求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尤其是致力于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制度改革，包括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等。

    这些要求，不仅是对中央政府的挑战，也是对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半殖民地经济地位的挑战。

    但是，商人们又不得不为了实现以商求富、实业救国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在工商业活动中去处理两个相互冲突着的现实。

    一是既要反对外国的控制，又要积极地寻求国际合作；

    二是既要追求实业救国的理想（为了中国人），又要能够实实在在地去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利润（对工人运动及其革命引起的混乱的抵制）。

    【注16】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750－810页。除非特别说明，有关本小节问题的观点均来自这些卓越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再一一指出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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