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422:14:59

    【续上】

    现实中的多重矛盾，使资产阶级在行为上和精神上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

    当他为了商业利益必须向国际势力求助或合作时，必然见罪于民族主义与革命者；

    当他为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而去想方设法积累财富时，自然要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保守主义立场为代价。

    这就使在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他不得不对各方采取暂时的妥协策略，以至于使自己日益走向孤立，如果参与或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则容易引起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合作障碍。

    2011-07-2422:15:42

    【续上】

    可以明确地说，在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8－1915年间的反日运动、1919年反对强权和废除21条运动、1923年要求日本撤出山东和归还胶济铁路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及其随后的全面反帝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打倒列强和铲除军阀运动中，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作为民族主义者，都力图利用经济抵制的方法来争取民族市场，以图形成一个对中国走向独立、富强来说至关重要的工业社会——每一次反对列强的运动，都强化了实业救国的信念。

    2011-07-2422:21:51

    【续上】

    但是，工商业界的实干家们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者，同样为了民族主义的目标，而对地方自治运动，抱有特别的好感，这既满足了资产阶级及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又解决了秩序和自由之间困难的平衡。【17】

    甚至商界还提出了两种有趣的主张。

    其一是开展“职业主义”活动，即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专家，主张职业政治，政府应由职业者（如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组成，并应剥夺无职业者的公民权，老士绅、军阀、官僚和政客正是这样的无职业者。

    其二是组建由商会主持的“商人政府”【18】，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非常会议，“宣布独立”，这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和人民的商会，自行建立了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来恢复“民主”，行使只有政府才可行使的权力。

    这当然引起了社会普遍的批评，特别是国民党学者的批评，商人们的政权幻想很快便消失，不得不用自己擅长的方法，与当权者进行讨价还价式的权益保障谈判。

    “商人政府”的唯一鼓励者是**，他在1923年7月11日的《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北京政变与商人》）

    当然**对所有旨在打破现有秩序的勇敢行为都是支持的。

    【注17】在这里，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放弃了个体自由主义，而代之以地区的自由。在中央权力式微的情况下，这或许是解决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同在，这一类矛盾的理想方法；其前提是国家主义可以保证实行地方自治不至于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注18】“商人政府”的背景是：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新宪法，采纳了单一政府原则，同时省级自治运动被地方军阀所利用，成为变相的军阀割据，这些都不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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