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422:24:20

    【续上】

    不仅**支持商界反抗军阀政府的这个大胆的行动，在1923年中国工商界与日本及列强之间关于原棉禁运的争端中，**人再次站到了商会和商人的一边，并“号召商界的同志，重新走上革命民族主义的道路。”

    但是，这并不能使资产阶级走到革命的一边，尤其是1923年国共合作开始后，由**主导的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及工会主义的兴起，使商界与劳工之间的矛盾演变为直接的冲突，资产阶级不得不去寻求外国同行和地方军阀的支持。

    1924年夏天，当广州商会与孙文广州军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时【19】，得到外国列强和陈炯明支持的商会的武装商团，便与孙文及工会的武装力量之间爆发了武力冲突。

    而双方的冲突，并没有随着商团武装被孙文的黄埔学生军打败而结束。

    当1925年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造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贸易、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关系出现困难时，资产阶级选择了维护秩序稳定和反对左倾革命者（**与国民党左派）的立场。

    【注19】孙文为了满足广州军政府财政支出及雇佣军的需要，采取了增加辖区内税赋、强行征缴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强迫私营企业“国有化”等措施，这引起了广州商会及广东在外华侨的激烈反对。在这一背景下，广州商会就企图组建“商人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并拒绝为孙文计划中的北伐承担费用。

    2011-07-2422:25:34

    【续上】

    此外，有关资产阶级问题还有三点意见可供研判。

    第一，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一面，实际上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社会实践，正是他们的努力，使近代中国获得了对抗列强商业侵蚀的新力量，因而，当革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会表现为对革命的支持及资金援助。

    但资产阶级又的确是欧洲化在中国的一种表现，他们对秩序和自由主义的偏好，不仅是欧洲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商盈利的前提。

    这使资产阶级总是面临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情感冲突和精神压力。

    而这种冲突的存在，以及蒋中正南京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选择从属于新的中央政府的立场，注定了最终会被**消灭的命运——同它所支持的政府一起。

    2011-07-2422:26:42

    【续上】

    第二，在无论如何都还是不发达的中国经济中，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十分脆

    弱。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社会群体，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政治意愿和阶级特征，因而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阶级而存在。

    这样的群体，难于承担社会大变革时期推动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因而难以使正在发展的城市，成为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主导力量。

    在农业力量仍然强大、无处不在的社会中，只有乡村变革所释放的力量才能帮助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并成为社会重建的重要力量。

    2011-07-2422:27:40

    【续上】

    第三，由农业－士绅体系向新社会体系变迁的过程中，城市及工商业力量的兴起，其积极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但由于农业文明的厚重，以及中国人宇宙观的开放性，商业力量只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经历一次重生般的阵痛，才可与中国文明实现思想上的嫁接。

    因此，资产阶级的命运，不是由自身的努力或主观愿望来决定；决定其命运的，是中国传统和这个传统经历社会革命后还能剩下什么。

    2011-07-2422:29:58

    我们上面对资产阶级及城市发展的介绍，主要使为读者提供1953－1956年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背景知识和思考材料：这种改造的社会必要性，是否被充分研究了？即便今天，我们是否对此认识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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