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98节

作者:居原氏
    2011-08-1922:26:19

    【续上】

    这种政治分层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利益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这种与欧洲传统不一致的特点,实际上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按智力成就分层的习惯。比如资本家的政治地位比较低,但生活水平要比工人为高,一些大右派的政治地位很低,但生活水平却远比普通人要高(如作为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人,1958年1月底被撤销了交通部、森林工业部、粮食部部长职务,但章伯钧仍住在任职部长时的大宅院里,直到文革开始)。

    这种以加强社会控制为主要着眼点的社会分层理念,早期时明显地将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相对剥离,且将人们引导向追求政治生活改善的方向。

    这种方法和社会政策是否是**早年(1917年)提出的“根本上变换全国制思想”的有意为之,并不清楚,但相信有着一定的关系;

    **就一直相信,用社会主义的伦理学(**道德)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及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可以使全体人民最终成为以平等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新人。

    2011-08-1922:29:40

    【续上】

    但现实并不完全受**的驾驭。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之间并不存在古希腊、古罗马甚至殖民化时期那样的制度藩篱,中国人一直享有迁徙和职业选择的充分自由,即使帝制倾覆以后,急剧发展的城市社会也没有对农民流入城市进行任何制度或法律的限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

    迁徙自由被限制始于1955年6月,**为了控制大量农民流入城市而造成的城市粮食、副食品、交通、住房、公共服务的压力(供应制所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经常性的、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1959-1960年间,为缓解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食品、生活用品短缺造成的巨大压力,中央政府对农民进入城市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政策,规定每年只允许1.5‰的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可以转为城市户口,这个指标基本上被考上大学的学生、调农村干部进城或城市干部家属所占有,【3】城市大门几乎完全对乡村农民关闭。

    结果是,在乡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工人之间,人为地建立起一道类似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城墙那样的制度之墙,城墙内是国家领导者工人阶级的社会,城墙外是二等公民农民及其乡村社会。

    这是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主要原因,城乡差别以及工农差别也就此被固定并扩大,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

    城乡之间的制度之墙,不仅使农民失去了在城市发展的机会,也使农村和农民沦为城市的食品供应者和工业资源提供者,尽管农民远比古希腊城邦国家城墙外的非希腊公民拥有较好的生活处境,也比中世纪欧洲那些在封建领地或采邑中从事种植的农民或农奴必须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境遇要好,但农民的政治地位在工农联盟中只是一种象征而失去了实质意义。

    【注3】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510页。

    2011-08-1922:34:08

    【续上】

    在城市中,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所有的工人和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处境也是相同的,他们相对于干部来说,统称为群众。

    干部与群众的区别,在于国家人事管理中使用的在册干部编制制度。

    原则上,干部是指政府及党委系统中在册工作人员、工厂或商业组织或事业单位中由党的组织或政府人事部们登记任命的管理人员、军队中的在册军官等。

    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后被任命为党政军官员或工作人员的战争时期的**党员、军队军官和**外围组织成员,二是根据业绩被选拔为干部的人员,三是全日制高等学校毕业生(按国家计划被人事部门分配到工作单位后取得)。

    干部与群众的比例大约在1/6-1/7之间。【4】

    一般情况下,成为国家干部,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这主要是因为干部身份的人会获得工资、住房、医疗、子女受教育以及文化生活活动方面的诸多优待。

    尤其是1955年7月建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级别、统一工资标准制度,1956年对国有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后形成的30个级别的工资标准,为官本位的形成和扩展至全社会提供了基础。

    【注4】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510页。

    2011-08-1922:36:57

    【续上】

    户口登记制度、干部档案编制制度、重学历的干部培养制度、统一的干部工资级别制度等,事实上确立了新中国社会分层的政治身份特征,这一特征因个人出身及其与革命的历史关系而得到强化。

    以追求建立平等社会为主要目标的**,事实上了建立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内部次序森严的社会结构体系,这一体系使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成为社会控制或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政治性的,它不仅与帝制时代的中国所推行的文官官僚制度并不相同,也与欧洲以城市商业规则建立的获得政治权力的竞争机制完全不同,反倒与孙文政党强调的政治信念一致的做法有更多的相似性,或者说它具备列宁主义政党选拔或任命干部的全部特征。

    仅仅在将获得高等学校学历的人员作为干部的政策上,体现了一点帝制时代官僚体系重视读书人出身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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