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1821:51:14

    【续上】

    我们认为，社会分层概念，只有对社会内部不充分开放的社会，才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内部开放的社会来说，社会分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就此而言，帝制时代的中国所存在的富人和穷人现象，是庶民共同体中家庭及个人之间的一种自然差别，这种差别一般不具有财产权那样的政治权利观念；只有当社会匮乏迫使穷人走头无路时，才会发生穷人聚众而起抢占富人粮食及财产的现象，但即使如此，穷人反抗社会秩序的政治矛头一般也不是指向富人，而是指向代表社会秩序的皇室及其官僚体系。

    2011-08-1821:53:29

    【续上】

    用财产权将社会分层，并认为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基于财产权的社会权利之争的观念，在欧洲也主要是14世纪或更晚期的事情。

    陈涉所反对的王侯将相，与泰勒所反对英国贵族，本质上并不相同，王侯将相是一种政治身份，它并不具有必然的世袭性质，而贵族却是一种世袭权利身份，泰勒可以反对它，但却不能剥夺它。

    因此，泰勒发出的要求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分享社会权利的平等呼声，具有着彻底的革命意义，这是呈现封闭状态的社会内部打破封闭社会结构所具有的那种革命意义。

    这样的革命只会发生在欧洲一类内部封闭的社会历史中，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内部结构开放的社会中发生。

    2011-08-1821:55:34

    【续上】

    欧洲正是借着开放内部社会结构的革命，才释放了巨大的社会能量，不仅为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扩张提供了动力，也为社会内部重塑政治秩序提出了任务。

    在重塑内部秩序过程中，新型的资本新贵与旧贵族之间的冲突，引发了持久而广泛的社会动荡，直到法国革命的鲜血洗刷掉旧贵族身上的陈腐污垢之后，才使资本新贵与旧贵族之间达成了政治权利妥协方案：以平等精神作为主要诉求的政党代议制社会权利分享模式。

    但平等精神丝毫没有使资本新贵在18－19世纪，将平等原则惠及最广大的工人阶级，这使受平等原则熏染的激进主义思想者，将不变的贵族（旧贵族或资本新贵）－平民之间的对立，看作是因财产权的多寡而衍生的永恒的社会现象，财产权就此被赋予政治意义和社会革命的价值，因而产生了将财产权作为社会分层依据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及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2011-08-1821:57:45

    【续上】

    就中国的历史事实而言，财产权并不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是知识（学识、学问、知学）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千金之家亦以子弟获取功名为首要，陈述知识较财富更为重要的观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一世俗原则。

    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奉行的是来自欧洲的以财产权作为社会分层的观念，因此将私人财产权视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要建立以平等为原则的社会秩序，必将实施穷富拉平的社会政策。

    剥夺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正是这个政策的主旨所在，将个体农民组织到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中，是这一政策在乡村的深化和延续。

    而将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的政策，既是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客观需要，也是消除知识引起的社会分层（分化）的必要措施。

    当财产权和知识作为社会分层的欧洲方法和中国方法同时被取消之后，一个以“绝对”平等为原则的社会秩序就被架构起来。

    2011-08-1822:02:48

    【续上】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自然差别和现实差别，却是不能通过社会运动予以消灭的。

    在此差别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的主要方法，使将差别赋予政治权利的分际，因差别而产生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行为予以处理和解决。

    这自然使人们在政治地位中的差别，取代财产权和知识上的差别，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原则。

    2011-08-1822:04:35

    【续上】

    经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后，财产权事实上消失于消灭阶级差别的政治运动中，但确立政治分层所使用的概念，却仍然沿袭以财产权为依据的“阶级”概念，这就产生了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错置。

    这种错置产生的重大社会后果是，虚构的阶级现象（阶级思想）被确认为一种政治倾向，因而思想倾向性而不是行为本身，成为识别人们政治分层的主要依据。

    那些具有革命经历的人，被假定为具有革命的思想倾向，那些已经被改造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由于被假定仍然怀念着过往的生活而具有着非革命的甚至是反对革命的思想倾向，作为赞同孙文资产阶级共和国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必然因为反对作为政党代议制理念对立面的一党9999999专政，而被假定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2011-08-1822:07:24

    【续上】

    用“阶级”概念对人群进行政治分层的做法，并不是单纯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而是将反对正统欧洲原则和反对中国传统法则的政治任务，杂合于其中，所以，阶级出身成为思想倾向的决定因素，而知识的多少也被假定为对思想倾向具有根本性影响。

    原本只用于土地改革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成份概念，本应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五年之内被取消的规定（《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没有得到执行，却反而事实上延续到了各自家庭的第二代；

    城市社会中的资本家、商人、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雇员、工人等，也被沿袭到各自家庭的第二代；

    知识分子也被区分为右派、民主派及无产阶级三种类型。

    整个社会因而被区分为好的、不好的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三个政治群体。

    好的群体中，包括**员、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受**控制和影响的**青年团成员，而不好的则包括地主、军阀、恶霸、旧官僚、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军队出身的人员、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海外关系复杂的人等，处于中间状态的包括中农、非右派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旧职员）、宗教职业者、个体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2】

    【注2】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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