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13节

作者:居原氏
    2011-08-2423:06:14

    【续上】

    自从**担任国家主席开始,毛有意将领导权向**转移。【53】

    但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关于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主张,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党的围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封锁等,使面临国内饥荒危机的中国,以更好斗和更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国内和国外问题。

    特别是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坚持,使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与国内新生资本主义,成为中国防止走苏联道路的最充足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开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注53】自1958年1月开始,**不再按时出席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通常由**或周恩来主持,但毛会收到政治局审议的报告,所有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出的文件,仍由**批准;而由**书记处发出的文件,一般不经毛的审批,故毛后来曾经抱怨说,1959年以后,作为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政策问题上不与他商量。**在1957年就表示他希望不再担任国家元首的职务,以便他能专心于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但毛实际上一直处于可左右党政两方面政策方向的地位。1958-1959年间,**、邓小平和**获得更大职权表明,**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党政军大权。使**的权威受到影响的是大跃进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和灾难。到1962年时,**和邓小平可能开始有意限制**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甚至曲解他的指示,这使打算退居二线的**开始在修正主义问题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他选定的接班人,因为这事关毛认为对革命前途至关重要的总方针问题。有关这些意见,参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71-374页。著者不认为**需要为争夺政治权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

    2011-08-2423:08:59

    【续上】

    在这一意识形态影响下,**企图使自己尽快适应以党的领导人身份来处理重大问题的新角色,他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中的合作,时不时要为巡视全国的**的新想法所干扰。

    而**在经历了1959-1961年的严重灾害之后,其声誉和威望已经受到损害,他逐渐将自己深陷追求平等的斗争哲学的泥淖中而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1958年春天的检讨,使深谙官场智慧的周恩来在管理政府工作时,尽量在**和**之间采取平衡的策略。

    这样,在1963-1966年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与**发生分歧的就只能是**和邓小平,而非周恩来了。

    此时的陈云,因1962年主张分田到户而暂时被排挤出中央决策核心。【54】

    【注54】1962年7月25日-8月24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设立了中央和部分地方负责人的22人核心小组(中心小组),作为中央常委的陈云被排除在外。

    2011-08-2423:12:37

    【续上】

    1965年时,延安体制中的主要成员**、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名政治局委员),仍然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只有**、**、周恩来、彭真了。

    任弼时、林伯渠已经去世;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且退居二线;高岗、张闻天、彭德怀被批判,陈云靠边站;康生沦为**的政治工具。

    在新的权力核心中,邓小平与**作为**的务实派,与周恩来代表的行政体系中的务实派(包括陈云、邓子恢、**、薄一波财经与工交领导人等)保持着较好的工作合作。

    彭真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实际上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务实派。

    务实派尽管不得与激进的**之间保持着思想上紧跟、行动上务实的微妙关系,实际上却已经不再像延安时期那样亲密无间了。

    **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在寻找着自己的政治同盟者,作为阴谋家的康生、作为理论家的陈伯达,和作为**夫人的**之间正在浮现出来的政治联合,与正在崛起的**之间的纠结,更加重了**与延安时期同事们的冲突。

    2011-08-2423:15:25

    【续上】

    但促使延安体制瓦解的首要原因,并不仅仅是上面这些因素。

    首要的因素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希望以行政官僚体系和必要的程序来推进建设事业,与以**为代表的激进派习惯的运动式革命之间的差异。

    这个差异,因**笃信绝对平等主义,导致了务实派不得不以国家主义的力量,来使现实尽可能地满足平等主义的浪漫理想,而这样做导致的1959-1962年间巨大的社会经济失败,使务实派之国家主义与激进派之平等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已经难以相互迁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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