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500:53:57
【续上】
而为了解决野心者、贪婪者和富有者对全部或部分土地占有的屺觎之心，均田制这一皇帝让度部分土地占有权的制度，开始成为魏晋之后土地管理的新原则。
新原则重新确认了王制时代的土地管理法则，但并没有放弃皇帝对土地的名义占有权，只是将皇帝占有国家全部土地的名义权力，部分地与国民分享，使国民得以在部分共同占有土地的原则下，开始领受与井田制遵循相同原则的“口分田”，并以“永业田”的方式私人占有原来由皇帝名义占有的土地。
这便是土地占有方式中的部分共同占有、部分个体占有形态。
这种形态较好地解决了土地占有的“公”“私”之争，即在“公”“私”两端之间，以均田制的形式保持着“天下为公”和“天下为私”之间的平衡。
2011-09-0500:55:48
【续上】
这种部分共同占有、部分个体占有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当皇帝管理土地的权力，因政治有失修明而遭到削弱时，受贪欲支配，部分个体占有土地的部分会扩大，从而侵蚀共同占有土地的国民权利；
这不仅使一部分人失去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也实际上必然是对皇帝占有土地的名义权力和管理土地权力的挑战。
帝制时代皇朝末期大都存在这一“公”“私”失衡现象。
这时，以士绅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会积极参与到支持恢复“公”“私”平衡的社会秩序重建中，即或支持有能力恢复“公”“私”平衡的现政权，或支持有能力重新恢复“公”“私”平衡的新政权。
2011-09-0500:58:27
【续上】
帝制被推翻之后，中国进入到一个以生产资源私人占有为主张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伴随着引进欧洲社会制度的社会重建运动到来的。
欧洲原则与中国法则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整个近代史的社会变革主题，这个主题形式上是“民权”和“**”之争、“共和”国体和“帝制”国体之争，实际上是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源占有、分配、使用、管理的原则和方式之争。
由于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以官方为主的方式被推进，中国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得以集结在抵抗欧洲军事侵略和商业侵蚀的晚清新政旗帜下。
辛亥革命之后，乡村社会的均田制法则处于自然破坏状态，而以城市为主的工商业的发展，被鼓励按照欧洲原则去进行，无形中放弃了中国法则而采纳了欧洲原则。
中国法则的失效或废弃，使野心家、贪婪者、中国法则的理想主义者、欧洲原则的理想主义者之间的纷争，成为社会政治力量彼此合纵连横、相互较量的主题，国家因此陷入动荡不安之中；任何力量所建立的政权，都不可能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即使孙文想努力地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限制欧洲原则的影响力也无济于事。
而根本不了解欧洲原则的乡村社会，除了承受政治纷争所带给它的伤害之外，也只能置身于这个纷争之外，直到**开始走进乡村，向农民许诺帮助恢复“耕者有其田”的中国法则为止。
2011-09-0501:01:35
【续上】
不管**在革命过程中，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是**思想，宣传的是社会主义原则还是**理想，它反欧洲原则的信念始终是坚定不移的，这也是它能得到中国社会基层民众广泛支持的主要原因。
因为，不仅“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真正打动了农民的心，它所推崇的恢复生产资源为“公”的理想，也使城市和乡村的年轻一代将它视为恢复中国“天下为公”法则的知音。
在**成长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之后（1945年），它修正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的主张，向社会和以欧洲原则为追求的民主派、共和派承诺，将允许公有制和私有制在社会中并行存在。
正是这个承诺，化解了**与民主派及共和派在“公”“私”问题上的纷争，相互达成了暂时的政治妥协，民主派转而开始支持**的联合政府主张。
做出这个政治承诺的，是**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
2011-09-0501:02:28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做了如下的陈述：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产”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作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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