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9-1422:30:00

    【续上】

    1980年12月11日，原来偷偷摸摸在街边卖纽扣、纪念章、表带之类的19岁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一张“工商证字第10101号”的营业执照——新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这个营业执照，标志着商业力量冲出了政治禁锢，开始在中国复活。

    从此，商业力量以迅猛的速度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城乡之间快速发展。

    发展的结果是，万元户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和城乡年轻人的梦想。

    对于每人平均年收入只有70元（连农产品价值一起计算）的农民来说，拥有1万元的现金收入，其意义和象征，远不是1万元本身的价值所能包涵的。

    它代表着生命的价值和对生活的梦想。

    正是这个梦想，使被压抑了30年的生命激情，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释放。

    对一个生命主体来说，这种释放实际上是人性的复苏和回归，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颂歌。

    2011-09-1422:31:56

    【续上】

    这一被归功于邓小平1978年提出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颂歌，代表着理性思想在中国的回归，也代表着新中国社会财富流变方向的改变：

    解放前以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财富，经社会主义改造后，以公有制的制度形式为国家全部控制，使执政党获得了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生产和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权力，并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使社会财富成为维系政治权力的工具。

    这实际上背离了执政党在《共同纲领》中对人民承诺的各项基本原则。

    最明显的背离是，社会经济基础逐步从属于并受上层建筑的控制。

    这种背离是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开始的。

    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依靠国家政权和全国统一的工资等级制度来确保**干部和政治上忠诚者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后来发展成了**中下层干部的基本价值选择。

    这样的价值选择，必然产生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也必然导致社会资源效率底下、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走向凋敝。

    2011-09-1422:33:18

    【续上】

    邓小平作为务实理性的**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因此，他从一开始即将经济改革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前提之下。

    向农民放权，向城镇个体经济放权，向地方放权，向城市管理和国营企业管理放权的总的改革走向，不仅仅是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解决重建政治体制的政治改革基础。

    而放权过程，实际上是改变社会财富流向的政治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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